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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安是长征最早的出发地”……
编者：“永安是长征最早的出发地”的理论成果，已经被全国党史专家广泛认可和运用。
“1934年7月15日，苏维埃中央政府、中革军委发表《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标志着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的正式开始，也成为后来红军进行伟大长征的序曲。”
（摘自《军史上的今天》）
江西省新四军研究会网载文：
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研究
张建华 孙盛年
摘要：
在红军长征史上有一支特殊部队，它是红军长征出发的第一支部队，也是最早亮出抗日大旗的中国工农红军。在长征期间，它担负着神圣而又光荣的任务，这就是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历史，过去虽有学者提到，但系统性的专题研究很少。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本文从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特点、作用与意义来探究这支部队不寻常的光辉历史。
关键词：先遣队 先锋队 宣传队 播种机 先进团队
长征精神在红军长征史上有一支特殊部队，它是红军长征出发的第一支部队，也是最早亮出抗日大旗的中国工农红军。在长征期间，它担负着神圣而又光荣的任务，这就是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长征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谱写的壮丽史诗，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巍峨丰碑。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特撰此文，探究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这段不寻常的光辉历史。
一、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是全民抗战的倡导者、组织者和先锋队 （一）先遣队组成背景。由于党内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统治着中央，博古、李德等完全摒弃了毛泽东的人民战争战略战术原则，从军事冒险主义到军事保守主义，实行消极防御方针。1934年4月底，广昌保卫战的失利，中央苏区已由原来的纵横各近千里，缩小到各300余里。国民党反动派重兵向苏区中心进逼，红军在“中央苏区继续在内线作战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已经极少可能” [1]。6月，在最高“三人团”的会议上，李德提出先派一支部队深入到敌人后方去，以调动、牵制一部分敌人，减轻敌人进攻苏区的压力。周恩来提出这支部队要以抗日先遣队的名义，通过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对蒋介石只剿共不抗日的做法造成压力。博古则提出让英勇善战的七军团担负此次任务。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就是在这种背景下组成的。
（二）担负起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中共中央给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任务是：红七军团到敌人的深远后方，进行广大的游击活动，并在敌人最受威胁的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红七军团在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遣队的旗帜下，经过福建而到达浙皖赣边行动，号召与组织一切抗日的友军、抗日的人民以及广大先进的人士，一致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央明确要求，“高举着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遣队的旗帜而行动的七军团，应在自己的行动中最明显地表明着自己是有组织的、英勇的、守纪律的、先进的民族革命的先锋队。”“七军团在自己的行动中，应该表明自己是土地革命与民族革命的倡导者和组织者。”[2]由此可见，先遣队肩上承担着繁重与光荣的军事政治任务，其战略意义重大。 为配合北上抗日，中共中央特印制了《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宣言指出：全中国的民众们！我们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愿意同全中国的民众与一切武装力量，联合起来共同抗日，开展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一切反日的民众都应该帮助我们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团结在我们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周围，加入我们的抗日先遣队，武装起来，直接同进攻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的盗匪们作战，一切抗日的民众，都是我们的同胞，一切抗日的武装，都是我们的同伴，我们都要联合起来。抗日先遣队是为了宣传党的北上抗日的主张，推动抗日运动的发展，用实际行动表达我党抗日的决心。先遣队在党的领导下，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口号之下，宣传发动与组织广大民众进行各种各样的反日反帝的民族解放斗争。事实上，先遣队也是以自己的英勇行动、坚韧不拔的意志，去号召广大的劳苦工农群众，进行彻底的武装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号召全中国民众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挽救当前的民族危机，争取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先遣队在行动中的确充分体现了自己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倡导者、组织者与执行者，无愧为全民抗战的先锋队。
二、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是红军长征出发的第一支部队 所谓“长征”，应该是指中国工农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进行的战略大转移，即撤离原来的根据地，远征到别的区域去建立革命根据地，以求得红军和革命力量的生存发展并实现北上抗日。对于长征，通常有两种说法：一是从全局来说，即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红25军的长征；一是从局部来说，即中央红军主力的战略大转移，即红一方面军离开中央革命根据地的长征。 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是红一方面军第七军团，属中央红军序列，是中央主力红军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减轻中央苏区的压力，掩护中央主力红军战略大转移，1934年7月6日，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誓师出征，在瑞金红军广场举行了隆重的出征仪式。整个红军广场，万民欢呼，少先队敲锣打鼓，欢送子弟兵出征。数千名官兵接受中革军委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刘伯承、李德以及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等人的检阅接见。朱德作了讲话，要求官兵坚决反对蒋介石投降卖国，英勇地为维护民族独立而顽强作战。随后，中央领导与全体官兵一同合影留念。当日晚，全体官兵肩负着神圣使命，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率先远征。由此，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揭开了长征的序幕。 从全局来说，红一方面军长征是最早的；从局部来说，红一方面军第七军团离开中央革命根据地，先于红一方面军其他军团两个多月时间。因此，不论从全局还是局部来看，都可以说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是长征出发的第一支部队。
三、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是最早亮出抗日大旗的红军部队 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是宣言书、宣传队，是最早亮出抗日大旗的红军部队。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出发时携带大量宣传品，如《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和《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告农民书》“一致对外，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拥护红军北上抗日” “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福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宣传品总数多达160余万份，约380余担，连同部队的后勤物资等，共500余担。部队如此严重超负荷，在当时敌人严密封锁、残酷“围剿”的情况下，行动的困难是难以想象的。为了确保先遣队行动，中革军委限令红七军团进行三四天的休整和准备，并下令红九军团专程护送红七军团过闽江。为什么要护送呢？这是因为红七军团承载着繁重的宣传重任。 先遣队在沿途征战中，积极开展群众工作，宣传党的抗日救亡主张，张贴、散发宣传品，在村口、大树、宗祠、寺庙等处，刷写大量革命标语。先遣队军纪严明，进入一村一处秋毫无犯，买卖公平，关心群众疾苦，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先遣队深入群众，在群众中召开宣传大会，还以演戏、访贫问苦等形式积极开展宣传，揭露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共政策，广泛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政策，组织群众起来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和进行抗日救亡斗争，广泛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的影响。这对巩固苏区和发展新苏区以及推动抗日救亡运动起了积极作用。 此外，先遣队还要向国民党军做宣传。在国民党士兵中，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先遣队沿途散发宣传品，刷写“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枪口对外，不打自己的同胞”“抗日反帝的士兵联合起来，杀死卖国长官，参加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欢迎白军士兵起来当红军”等标语。毛主席在《红色中华》报发表的《目前的时局与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一文中谈到，“红军先遣队的前进，还必须同蒋介石阻拦部队作战。为了最大限度地避免或减少与国民党军的摩擦，一项极为重要的任务又落到了红军先遣队的肩头，就是在沿途以全力去向国民党军官兵宣传，争取其官兵的同情与支持，以利红军抗日先遣队迅速北上。” 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可谓是最早亮出抗日大旗的北上抗日宣传队，承担着艰巨的宣传任务，对一支负有重大作战任务的部队来说实属不易，这在军史上是不多见的。
四、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是播撒红色种子的播种机 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虽然最终失败了，但在闽浙皖赣地区播撒下了大量红色种子。除了有意识地留下一部分指战员在当地坚持斗争外，还有相当数量的伤病员和在战斗中失散的部分干部战士，散落在四省边界地区。这些人员，成为后来发展当地游击战争的重要骨干。1938年2月，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整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与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有关的闽浙皖赣四省红军游击队通过整编，成为新四军的重要组成部分。
1935年2月，由突围出来的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迫击炮连、机关枪连以及一些轻伤病员和军团机关工作人员组建为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在师长粟裕、政委刘英率领下，挺进国民党统治的“大后方”浙西南建立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1938年3月，挺进师正式改编为新四军第2支队第4团第3营。1934年12月20日，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进抵柯村，方志敏主持召开了红十军团军政委员会议，出于发展皖南游击根据地的需要，决定留下一个300余人的侦察营，与皖南的游击大队组成皖南独立团就地坚持斗争。随后，皖南独立团又与红十军团第19师战士60余人及赣东北红30师余部组成皖浙赣独立团，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1938年2月，红军游击队在瑶里举行抗日出征誓师大会，正式改编为新四军第1支队第2团第3营。 1935年2月12日，北上抗日先遣队红七军团留在闽北执行任务的2个连及闽北军分区所属各部集中长涧源，重建闽北红军独立师，在黄道的领导下广泛开展游击战争。1938年2月9日，在铅山石塘，黄道代表中共东南分局和新四军军部宣布命令，闽北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第3支队第5团。1934年8月，寻淮洲决定，红七军团在福州战斗中负伤的500余人，痊愈后就地加入闽东红军独立第13独立团。其中冯品泰、吴望水、鲁国佑等分别担任闽东红军第13独立团团长、代政委和政治部主任等职。9月底，在寻淮洲建议下，成立中国工农红军闽东独立师，在闽东开展游击战争。1938年1月，闽东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第3支队第6团。以上可见，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沿途播撒大量红色种子，这些红军游击队汇入了新四军的抗日洪流，而且继承了抗日先遣队的战略战术与战斗精神。
五、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是对党忠诚、无私奉献的先进团队 红七军团主力师第19师经过较长时间在中央苏区的东线作战，成为一支英勇顽强、擅长野战的部队。这支部队不仅英勇善战，而且非常听党的话。红十九师源于赣东北的红十军，部队成立之初就强调怎样做一个好共产党员，共22条，其中有：服从党的命令；遵守党的纪律；对党忠实；努力做好党员的一切工作；永不叛党。广大指战员一直以此标准要求自己。1933年1月，红十军开赴中央苏区，方志敏要求部队全体指战员“一切听从党中央的指挥”。正因为这样，为宣传共产党抗日救国主张，吸引和调动“围剿”中央根据地的敌人，配合中央红军主力即将实行的战略大转移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才落到了这支英勇部队的肩上。“七军团最近在福建的战斗中，已经表明了他们自己在政治上及军事上的进步，在给七军团以新的补充及加强其政治的领导之后，七军团无疑的是能够担任这个光荣与负责的任务的。”[3]在中央给七军团的这个训令中，可明确看出党中央对这支部队的高度信任。 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在转战6个多月的时间里，行军5600余里，不断冲破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大小战斗不断，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势力，震动福州、杭州、徽州、芜湖以至蒋介石的反革命统治中心南京。1934年12月，蒋介石急发电报，在闽浙皖赣边成立“驻剿队”、“阻截队”、“追剿队”，近20万国民党军，对8000余人的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进行疯狂的围追堵截。由于敌强我弱，又是深入到国民党统治的心腹地区，广大指战员克服难以想象的困难，与敌人拼死血战。在冰天雪地的怀玉山，部队弹尽粮绝，有的红军冻死、饿死，大部分指战员壮烈牺牲。蒋介石惊悉红十军团兵败怀玉山，即电俞济时“俞兼司令济时，此次边区剿方匪，俘获之多与诛灭之众，洵开剿匪以来之新纪录，至堪嘉勉” [4]。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在红军长征史上写下悲壮惨烈的一页，他们顾全大局、无私奉献，以血战东南半壁的英勇牺牲，牵制了敌人近20万的兵力，掩护了中央红军主力战略大转移，为红军长征的胜利作出了杰出贡献。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不愧为对党忠诚、无私奉献的先进团队。 六、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为“长征精神”的形成作出了贡献 长征，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红军创造的人间奇迹，是人类军事斗争史上无与伦比的英雄壮举，是一部波澜壮阔的人民革命史诗。伟大的长征铸就了伟大的“长征精神”，它给党和人民留下了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是红军长征出发的第一支部队，是长征的重要组成部分，为“长征精神”的形成作出了自己的特殊贡献。 如前所述，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始终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视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以自己的热血和生命策应了长征的胜利。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顾全大局、无私奉献的精神无与伦比。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具有崇高理想和坚定革命信仰。方志敏被捕后，在狱中写下这样一段话：“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因为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5]如此铿锵豪迈的诗句，正是他与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先烈与英雄们坚定信仰的光辉写照。许多被俘入狱的红军将士，在敌人的威逼利诱面前，表现出大义凛然、坚贞不屈，他们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毅然慷慨就义。他们的崇高理想与坚定信念是值得我们后人去弘扬与传承的。 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具有一往无前的顽强战斗精神。他们在艰难困苦面前百折不挠，在强敌面前不怕牺牲、英勇无畏。毛主席对这支部队的评价是：“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是一支配备了充足火力、战斗员和指挥员的部队，而且都是在同国民党军作战中表现出最大勇敢精神的红军官兵。”[6] 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深入国民党统治的心腹地区，在恶劣的自然环境条件下长途跋涉，孤军奋战。他们不怕牺牲，进行了许多英勇的血战。广大指战员表现出惊天地、泣鬼神的大无畏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在谭家桥血战中，为了战斗的胜利，身为第19师师长的寻淮洲不惜个人生命，身先士卒，带头冲锋陷阵，在激战中负重伤牺牲。陈毅称“寻同志为红军青年将校，以游击战斗著称，毕生为革命利益、民族利益牺牲到底，足为抗日战士之楷模” [7]。 粟裕同志在其战争回忆录中谈到：“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斗争历史，首先是一部惊天动地的无产阶级革命战争的英雄史，广大指战员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长途跋涉，孤军奋战，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谱写了一篇雄伟壮烈的人民革命史诗。红军广大指战员那无与伦比的勇敢顽强精神和革命英雄气概，我们应当永远继承和发扬。”[8] 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是具有伟大爱国主义精神的团队，他们站在反日反帝的最前沿，他们为着民族独立自由与解放，抛头颅、洒热血，以自己的生命谱写了一曲动人的爱国主义雄伟壮歌。方志敏被俘后，在狱中写下了十多万字的闪烁着共产主义光辉和爱国主义精神的文稿。他在《可爱的中国》中写道：“我爱护中国之热诚，还是如小学生时代一样的真纯无伪；我要打倒帝国主义为中国民族谋解放之心，还是火一般的炽烈。”“我的心，总是日夜祷视着中国民族在帝国主义羁绊之下解放出来之早日成功！”[9]以方志敏为代表的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爱国主义精神是极为崇高与可贵的。 习主席指出：“长征是一次理想信念的伟大远征。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永远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不忘过去、不忘初心，大力弘扬长征精神、爱国主义精神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我们应以无限敬仰之心与深切怀念之情来缅怀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先烈与英雄们！追忆他们的英雄业绩与战斗情怀，继承他们的崇高理想与坚定信念。我们应以伟大的长征精神为动力，铸我军魂、强我军威，为实现强军目标，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
参考文献： [1] 《中共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1935年1月8日政治局会议通过)。 [2] [3]《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年出版。 [4] 俞济时：《彻底剿灭方酋志敏部红七军团、红十军团纪实》，史政编译局1982年12月。 [5] 《方志敏文集》，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5年1月。 [6] 毛泽东：《目前的时局与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红色中华》1934年8月1日。 [7] 1938年5月15日，陈毅率新四军第一支队全体指战员途经茂林，为寻淮洲撰写的烈士墓志铭。 [8] 粟裕：“回顾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1月版。 [9] 方志敏：《可爱的中国》，人民出版社 1951年5月版。 [10] 习近平主席：《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讲话》 (作者：张建华 孙盛年 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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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上抗日揭开长征序幕
早在四路主力红军开始长征之前，就有一支红军部队打出北上抗日先遣队的旗号，最早开始了远征。这支先遣部队的行动可以说是揭开了长征的序幕，虽然这支部队历经苦战最终失利，但是他们的火种却留存了下来。英勇作战的北上抗日先遣队。
临危受命孤军转战
1933年9月，国民党军向中央苏区开始第五次“围剿”，红军由于左倾错误路线的影响，导致五次反“围剿”节节失利，到1934年7月国民党军已经逼近了中央苏区的核心区域，局面越来越严峻。因此中共中央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开始考虑进行战略转移，首先决定以红七军团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挺进闽浙皖赣边地区，创建根据地，以“吸引蒋敌将其兵力从中央苏区调回一部到其后方去”，红七军团的任务：第一是宣传我党抗日主张，推动抗日运动的发展；第二个是在一个半月时间里到达皖南，建立苏区。实际上是希望以红七军团的行动，威胁国民党统治的腹心地区，吸引和调动一部分“围剿”的国民党军回援，配合中央红军主力即将开始的战略转移。因为中央已经确定主力红军战略转移的方向是西南，而红七军团进军的方向则是东北，所以红七军团的进军从一开始就担负着牺牲局部来保全主力的悲壮使命。
红七军团1933年7月才刚组建，前身是闽赣地区的红11军，军团成立后长期在中央苏区的东线作战。1934年7月初为执行北上先遣任务，从福建连城撤回瑞金休整，突击补充了2000多新兵，总兵力达到6000人，但武器装备很差，全军团只有长短枪1300多支，轻重机枪数十挺，迫击炮6门，所以很多战士都还是拿着梭镖大刀。此外为了执行宣传抗日的任务，中共中央还在条件极为困难的情况下，赶印了160万份宣传材料，供红七军团北上沿途散发。（节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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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专家蒋建农谈……
从北上抗日先遣队出征，看闽浙赣苏区与中央苏区的战略依托关系——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主任、研究员 蒋建农
一、闽浙赣苏区是第一批革命根据地之一
1927年11月以来，在八七会议确定的总方针指引下，方志敏、邵式平、黄道等先后酝酿领导发动了江西横峰、弋阳农民起义，创建了赣东北革命根据地；翌年10月，福建崇安等地党组织领导农民起义，创建了闽北革命根据地；1932年底，赣东北根据地扩大到闽浙赣三省。
闽浙赣根据地东临东海，西接鄱阳湖，北靠长江，南达闽江，闽赣之间的武夷山、皖赣之间的鄣公山、黄山、江西的怀玉山，浙江的仙霞岭，绵延横横亘，山峦叠障，地势险峻，构成了武装割据的天然屏障，得天独厚的游击地带。这里河流交错，信江、抚河、乐安河、新安江、崇阳溪等灌溉系统纵横，水网密布。边界土地肥沃，资源丰富，以农业主的自然经济比较发达，能为开展革命斗争提供良好的物质条件。闽浙赣苏区的地理环境具有重大军事战略意义，作为革命根据地，直接威胁到九江、南昌、芜湖、南京、上海、杭州等反动统治的中心城市。
闽浙赣苏区与中央苏区同步发展壮大，一直与中央苏区构成战略配合的态势，成为当时的六大根据地之一，作为中央苏区的右翼和作为左翼的湘赣、湘鄂赣根据地，共同拱卫着中央苏区；闽浙赣诞生的红十军是红一方面军的重要组成部分，后续编成的新红十军和地方武装以及赤卫队等，是中央红军的重要声援力量和后备军；以方志敏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探索的中国革命之路，早在1930年初就被毛泽东称颂为“方志敏式”，为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形成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积累创造了多方面的条件。
二、两大苏区连成一体，形成战役配合
为粉碎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1933年1月初，红一方面军主力集结在金溪、浒湾、黄狮渡一带，准备集中优势兵力歼灭进犯之敌。周恩来、朱德多次致电中共闽浙赣省委、省军区，命令红十军移至贵溪附近活动，并准备南渡信江参加中央红军粉碎国民党第四次“围剿”的军事行动。1月25日，邵式平、周建屏带领赣东北红十军到达贵溪县上清镇，与先期到达的朱德、王稼祥和彭德怀率领的红31师成功会合。两支部队合编为红十一军，周建屏为军长隶属于中央红军，史称“上清会师”。
这次会师虽然在主要意图上受到城市中心论的影响，即：切实打通赣东北，集中邻近几个苏区的力量，与国民党军在江西省抚河流域决战，然后协同攻取抚州、南昌，实现革命在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要求。但在客观上，一是部分地达到战略意图，即集中兵力，在邻近抚州的乐安、宜黄地区歼灭蒋介石嫡系部队三个师，取得粉碎敌人第四次“围剿”的重大胜利；二是为配合中央红军主力在第四次反“围剿”中歼敌，红十一军佯装红军主力东西进至于中央苏区的结合部，牵制国民党“围剿”军，从2月初开始，先后攻克资溪、金溪、东乡、光泽等县城，以及南城、贵溪附近的一些地区，建立起以资溪为中心的信抚根据地，使闽浙赣苏区与中央苏区两大根据地连成一片。5月，中央苏区闽赣省成立。6月，成立红七军团，闽赣省军区所辖十九（主要是由原红十一军构成）、二十、二十一师成为红七军团的主力部队。
正是这一重要进展，使得闽浙赣苏区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中，居于举足轻重的重要地位，并使得中央红军在粉碎敌人新的“围剿”中处于有利的态势。
三、毛泽东关于进军闽浙皖赣的战略设想
蒋介石和国民党军发动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是包括闽浙赣苏区在内的。他深知闽浙赣苏区与中央苏区互相依存的重要性，因此以第十九路军等部共六个师又两个旅，扼守闽西和闽西北地区，阻止中央红军向东发展；同时以浙赣闽边区警备部队五个师又四个保安团，“围剿”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并配合其北路军第二路军，阻止中央红军向赣东北方向发展。而李德、博古等却采取冒险主义的作战方针，主张分兵把口，打阵地战、正规战，“御敌于国门之外”。
从 9 月 25 日开始，国民党第五次“围剿”的主力——北路军的三个师首先向黎川发动进攻。黎川位于闽赣边界地区，东连光泽、邵武，南达建宁、泰宁，西通南丰、南城，北出金溪、资溪，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是连接闽浙赣苏区和中央苏区的腹心地带。但是，由于闽赣军区的部队几乎全部被调到外，这里只有一个70人的教导队和一些地方游击队，力量十分薄弱。在国民党军向黎川进攻前，闽赣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萧劲光，曾建议红军主力应及早集结黎川东北的光泽、资溪一带，从翼侧打击进犯之敌，而不应死守黎川。毛泽东亦认为应该放弃黎川，诱敌深入到建宁、泰宁地区，集中红军主力，在运动战中加以各个歼灭。但是，“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要部队死守黎川，不能丢失一寸土地。不得已，萧劲光只好将自己的少量部队撤出城外。28 日，国民党军占领黎川，并加紧构筑工事，企图迅速完成其堡垒封锁线。根据这种情况，周恩来、朱德就红一方面军新的作战部署问题接连致电中革军委和中共临时中央，提出红军“必须以极大机动性处置当前战斗，正面迎敌或强攻黎川都处不利”。并建议待红三军团等部集中后，以一部佯攻黎川，吸引占领黎川之敌；主力突击敌之侧背。然而，“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震惊于黎川一城之失，不察敌情的变化，拒不采纳周、朱的正确建议，而急于收复黎川，一味地命令红一方面军在敌堡垒之间进行冒险进攻。在这种错误思想指导下，红一方面军从10月上旬至11月中旬，先后原信抚根据地的硝石、资溪桥、 浒湾、八角亭等第进行了多次战斗，不但未能收复黎川，阻止国民党军的进攻，反而使第四次反“围剿”之际获得的有利态势尽失，闽浙赣与中央苏区被重新隔离，致使第五次反“围剿”一开始就陷入非常被动的局面。
1933 年11月20日，正当红一方面军第五次反“围剿”作战陷入被动之时，以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为首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将领，联合国民党内李济深等一部分反对蒋介石的势力，在福州发动福建事变，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公开宣布与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决裂。蒋介石为了镇压第十九路军，急忙从“围剿”中央苏区的北路军中抽调11个师，与江浙一带的部队编成“入闽军”，由蒋鼎文率领，分由江西、浙江入闽，“讨伐”第十九路军，而对中央苏区则暂取守势。这样，中央苏区的东面、北面压力大为减轻，形势对红军十分有利。
面对这种有利的形势，周恩来于11月24日致电中革军委，建议红三、红五军团侧击蒋介石的入闽部队。张闻天也认为，红军应在军事上与第十九路军采取配合行动。特别是毛泽东正确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及时向中共临时中央建议：以红军主力“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 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用这种方法，就能迫使进攻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区之敌回援其根本重地，粉碎其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但是，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不懂得建立统一战线的重要性，认为十九路军的行动是“欺骗群众”，不肯与十九路军在军事上进行配合，拒绝采纳毛泽东等的正确建议。这样，就痛失依托闽浙赣苏区打破第五次“围剿”的大好良机。
四、如何正确认识红七军团出征的得失
1934年7月初，在中央红军主力进行战略转移前夕，为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推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同时也为调动和牵制国民党军兵力，减轻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压力，中共临时中央、中革军委决定将红十九师编成新的红七军团，对外改称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7月6日晚，6000余众的红七军团在寻淮洲、乐少华、粟裕等率领下，从瑞金出发，15日在福建永安与护送部队红九军团集结，挥师北上，经福建、浙江、皖南进入闽浙赣苏区，成为掩护中央苏区主力红军突围转移的一支重要力量。
根据粟裕回忆，起初赋予红七军团的任务是“向闽、浙、赣、皖等省出动，推动抗日运动的发展，并规定这次行动的最后到达地域为皖南，因为那个地区有几个县的群众暴动，建立了一小块苏区，要求七军团在一个半月内赶到，支援和发展那里的革命局面。”这包含两层任务，从战略进军方向讲，是到皖南，但在其出发之际，中共中央就得知皖南暴动已经失败，也就是说前进目标已失；另一重任务是作为北上抗日先遣队，宣传中共抗日主张，中央公开发表了《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告农民书》等文件，印制了“一致对外——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拥护红军北上抗日运动”等大量宣传品，总数达160万份以上，部队随带的宣传品就有300多担。尽管红七军团在几个月的转战中，每到一地都尽可能地进行抗日救国宣传，但在国民党方面的严密封锁下，特别是囿于红七军团的进军方向并不是“北上”，实际是“东进”。因此，实际成效是有限的。
中央派出这支部队的更加直接的目的，是企图以这一行动威胁国民党统治的腹心地区，吸引和调动一部分“围剿”中央苏区的敌人，配合中央红军主力即将实行的战略转移。当时对这一意图秘而不宣。
和福建事变发生时毛泽东提出的北出苏浙皖赣相比，形势已经大变，中央苏区已由原来的纵横各近千里，缩小到各300余里，周围敌重兵压境，并不断向中央苏区中心地区进逼，军事形势十分危急；从意图看，毛泽东的主张是要将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而这时候派出这样一支先遣部队，是被逼无奈的应急之举，而不是主动出击；从规模上看，毛泽东是要派遣红军主力，大有破釜沉舟的气概，彭德怀后来回忆是建议要红一、三、五、七、九军团全部出动，而此时却只有红十九师为主重新组建的红七军团，作战兵力仅4000人，1200多支枪，正如朱德回忆的那样“结果只以一个七军团去打，力量少小，当然没有牵掣得着。”作为亲历者，粟裕后来指出：赋予抗日先遣队的战略任务，是要以它的北上行动“促敌人进行战略与作战部署上的变更”。这个要求过高了，没有实现的客观基础，因而是主观主义的，它导致了在作战指导上的盲目冒险。
众所周知，红七军团及其与红十军会师后组建的红十军团的战略行动最终失败了，方志敏、寻淮州、刘畴西等万余红军将士，或血洒战场，或被捕牺牲，闽浙赣苏区继中央苏区之后沦陷，令人扼腕。但是回顾第四次和第五次反“围剿”期间，中央红军围绕闽浙赣苏区进行的两次战略行动和一次酝酿中的战略设想，不难看出闽浙赣苏区在拱卫和发展中央苏区中的重要战略地位。
第四次反“围剿”前闽浙赣红军和中央红军一部的上清会师，及其组建红十一军开辟信抚根据地的行动，使两大苏区连为一体，不仅为争取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增强了生力军，而且提供了重要的屏障和辽阔的后方基地；第五次反“围剿”之初的黎川失守，使两大苏区隔离，毛泽东借福建事变之机提出红军主力北上闽浙赣皖的战略设想，为后人提供了非常可行的关于能否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遐想”；第五次反“围剿”危急关头红七军团依托闽浙赣苏区的出征，虽然亡羊未能补牢，但却从反面进一步印证了闽浙赣苏区与中央苏区的唇齿相依关系。在感叹历史的无奈之余，这里还想就如何辩证地看待红七军团以北上抗日先遣队名义进行的英勇出征，及其重要历史贡献，谈点一己之见。
第一，揭开全国各路红军长征的序幕。诚然，中央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惨败，但在根据地沦陷和敌人50万大军的围困下，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革军委率领86000红军，不是成“鸟兽散”，而是比较从容地实现了战略转移，极为难能。这首先是因为中共中央的领导依然存在，中革军委的号令仍然得到不折不扣地执行，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把“左”倾教条主义路线执行者们整体上的错误军事指挥，和中共中央的领导权威及其在长征突围行动中的正确决策区别开来。基于此，红七军团的行动是中共中央实行战略转移全盘计划的第一步，他们率先出动向东撕开国民党军的防线，在主力红军实际转移的反方向的闽浙赣皖四个省，进行了长达半年的艰苦转战，不仅消灭和牵制了大量的敌军，大大减轻了中央红军主力的压力，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迷惑了敌军，为主力红军的转移赢得了时间，创造了有利条件。
第二，坚决听从党中央的统一指挥，高度的党性观念和无私的牺牲奉献精神。由于当时“三人团”的神秘主义，如上所述，红七军团是在不知道他们行动的直接目的的情况下出发的，行进途中，中央又命令其改变去皖南的最初计划，转而进攻福州，他们无条件地执行新指令却受挫；其后，他们转战闽东闽北地区，战场形势获得转机，但是“三人团”不同意他们就地休整以图再战的请示，要他们立即继续向北进发。类似脱离战场实际的遥控指挥，还曾发生过几次，对有的决策，红七军团和红十军团的军政首长曾经向中共中央、中央分局进行过商请，但最终都是服从和执行中央的决定。这种情况，一方面反映了中央对红七军团和红十军团的特别倚重，另一方面则显示了红七军团和红十军团全体将士的高度党性和强烈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
第三，播撒了革命火种，为中国革命保留了重要的战略支点。红七军团先是转战闽中、闽东、闽北、浙西、浙皖边、皖赣边，后于10 月下旬到达闽浙赣（即赣东北）苏区，与战斗在那里的红十军合组成红十军团，对外仍使用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名义，随后又进行两个多月的转战，在半年多的时间里，前后行程近3000公里，先后进行了30余次重要战斗，一度震动了福州、杭州、徽州、芜湖以至蒋介石反动统治的中心——南京，不仅广泛宣传了中共的抗日主张、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扩大了中共和红军的影响，消灭和牵制了大量的敌军，有力地策应中央红军主力的战略转移，而且沿途陆续给各游击区留下了1000 多名军事骨干力量，并且在红十军团于怀玉山失败后，还成建制地保留下粟裕率领的800多健儿，他们和沿途各地的党组织、游击队，又继续在闽浙赣皖地区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为中共和中国革命保存了重要的战略支点，成为新四军的发源地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