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洪通编著《永安抗战文化史话》连载

林洪通编著《永安抗战文化史话》连载

林洪通编著《永安抗战文化史话》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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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安抗战文化史话》序：永安，抗战文化的一面旗帜

《图说长征》丛书由曲青山任主编，介绍了北上抗日宣言发布地石峰（管其乾 摄影）

1、（横版）《图说长征序曲》介绍北上抗日宣言发布地石峰（管其乾 摄影）

北上抗日宣言发布地石峰纪念馆正门（管其乾 摄影）

福建永安市小陶镇的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纪念公园的主题为“红军北上抗日从这里出发”（管永兴 摄影）

《永安抗战文化史话》序二：永安，抗战文化的一面旗帜

序二

永安，抗战文化的一面旗帜

高时良

（连载网页，未完待续，请注意继续浏览观看）

受委托上传者阿管视频手机：15059028136

推荐魏华龄的《永安抗战文化史话》读后感

魏华龄

《永安抗战文化史话》目录

《永安抗战文化史话》目录

（2013.6）

序一  ………………………………………………………………中共永安市委书记 黄建平    (1)

序二 …………………………………………..………………....……福建师范大学教授 高时良    (1)

1、永安抗战文化简介（原载《人民政协报》）…………………………………..…………  ……..(2)

2、一位九十八岁老人的赤子情怀（原载《炎黄纵横》月刊）…………………...............................（18）

3、一位百岁老人的品格─怀念章振乾同志（原载章振乾纪念册《走遍人生》）..............................（30）

4、一位“永安大狱”被捕者的不老人生（原载《大写的人》一书）………................................ .....（49）

7、李品珍、赵家欣、王一帆对胡允恭评杨潮案件文章的意见………  ……………….… ………（90）

8、“永安大狱” 的坚毅文化志士叶康参（原载《炎黄纵横》月刊）……....................................（98）

9、为了历史的真实─纪念叶康参同志逝世20周年（原载《永安文史资料》）………     …（111）

10、永远怀着对党的一片丹心──纪念谢怀丹同志逝世20周年（原载《炎黄纵横》月刊）…..（119）

12、一位“永安大狱”被捕者的晚年笔耕─贺谌震先生90寿辰（原载《炎黄纵横》月刊）...........（136）

13、拜访百岁音乐家缪天瑞先生（原载《永安文史资料》）………………...................................（147）

14、“阅尽风云见铁骨，饱经风霜炼真金”

──拜见国立福建音专老地下党员陈宗谷同志（原载《三明党史》双月刊）……..（145）

15、91岁指挥家黄飞立先生在福建音专的一场风波………….......................................................（162）16、未曾谋面的良师益友──深切怀念张垣同志（原载《三明党史》双月刊）............................ （167）17、聊以秃笔剩墨写心志─访老作家刘金同志……................................................. ....................... （174）

18、左联作家董秋芳在福建永安（原载《炎黄纵横》月刊）..……………………………………（178）

19、永安抗战文化的领军人物—黎烈文

──纪念黎烈文先生逝世40周年（原载《炎黄纵横》月刊）…………………………（191）

20、抗战时期著名的军事、政治评论家杨潮（羊枣）（原载《大江南北》月刊）…………….. （214）

21、.抗战时期驰名中外的《国际时事研究》周刊（原载《福建新闻史料》）.....................................（228）

22、他们无愧为羊枣烈士的后代（原载《炎黄纵横》月刊）….……………………………………（233）

23、“永安大狱”中年龄最小的囚徒陈耀民..................................................................................  （239）

24、抗战文化城与“永安大狱”［福建爱国主义教育电视系列片脚本（文学本）］……........ ..（255）25、抗战时期我国东南地区独树一帜的报刊─永安《民主报》（原载《福建新闻史料》）……（280）

26、永安美国新闻处的抗日宣传活动二三事……………...................................................................（290）

27、姚勇来、沈嫄璋政治身份之谜…………….……………………...................................................（295）

28、中国现代文学馆参观记……...........................................................................................................（299）

附录：

1、论党对永安抗战文化活动的领导…………………………………………………林洪通、李万成（304）

2、永安抗战文化活动中地下党员的组织关系………………………………………林洪通、肖传坤（314）

3、永安抗战文化活动中部分爱国民主人士生平简介                林洪通、张和陆、赖承光（331）

4、邵荃麟与永安《现代文艺》…………………………………………………...….林洪通、杜元会（361）

5、羊枣事件始末……………………………………………………………………….林洪通、卢汝镇（370）

7、《现代文艺》部分作品内容简介………………………………………………….林洪通、肖传坤（411）

永安抗战文化简介

永安抗战文化简介

永安抗战文化简2

永安抗战文化简介03

永安抗战文化简介04

林洪通编著《永安抗战文化史话》之《永安抗战文化简介》第8页，其中的现永安城照片一时找不到，采用更近日期的网络资料《今日永安市区图》替代，请见谅

永安抗战文化简介

林洪通

（本文发表于1989年10月13日《人民政协报》，2012年6月修改）

（1）抗战时期的永安城或称20世纪30年代40年代的永安城。大榕树边的孔子庙最为突出。林洪通特别说明：此照片为 1941年永安城（党史办征集，福州毛伯仁提供，1987年）

（2）永安抗战文化大型刊物《改进》半月刊创刊号封面

（3）永安抗战文化大型文艺性刊物《现代文艺》封面

（4）适合民众口味的《战时民众》旬刊封面

（5）东南岀版社印行的《联合周报》封面

（6）1940年4月26日《新华日报》社论《文化界努力的方向》

（7）永安抗战文化大型知识性刊物《现代青年》封面

（8）中共地下党员李达仁（李品珍）赠书给国民党福建省政府主席刘建绪。图为所赠《天下一家》封面。

（9）刘建绪主闽时推行“地方自治”，为建立言论阵地，创办《建设导报》，图为《建设导报》刊头。

（10）东南岀版社出版物《社会科学论纲》封面─王亚南著

（11）《民主报.大成日报》版面

（12）《改进出版社》出版物《英国人》（译著）封面

（14）改进出版社出版物《何谓法西斯主义》封面

（15）福建省教育厅戏剧教育委员会出版物《福建剧坛、剧教》封面

16、1942年萨—佛在南平举办《永安劫后画展》（林洪通提供）

（17）1985年参加“抗战时期永安进步文化活动学术讨论会”全体同志合影

（18）封面标题显示永安抗战文化人物的《炎黄纵横》月刊

（19）①《十日谈》旬刊面①

（20）曾在永安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刘子崧1985年在永安抗战进步文化活动学术讨论会上的题词

如今的永安市区（林洪通提供）  

林洪通著：一位九十八岁老人的赤子情怀

一位九十八岁老人的赤子情怀

林洪通

林洪通编著《永安抗战文化史话》之百岁老人章振乾的品格

林洪通编著《永安抗战文化史话》之百岁老人章振乾的品格

林洪通编著《永安抗战文化史话》之百岁老人章振乾的品格

一位百岁老人的品格

——怀念章振乾同志

林洪通

2006年春节到了，又是春节拜年时。中华民族最隆重的节日当属春节了。春节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向长辈拜年。现在，又时兴用电话拜年。近年来，我切切不能忘怀的是，要特别向我最崇敬的长辈、著名教育家、经济学家和社会活动家，且远在福州的章振乾同志拜年。前些年，由于我待人处事的疏忽，每每错过先机，以致章老先于我，从福州打长途电话到永安，向我这个比他年龄小33岁的晚辈拜年，令我深感不安，无比愧疚。

（75）⑨爱国民主人士章振乾《百岁文集》封面⑨

2005年春节，我在远隔重洋的美国过年。我特于除夕夜（实际上是中国的大年初一）向99岁的章老通话拜年，互致问候。其时他非常兴奋和激动，说：“你从远隔重洋的美国打电话向我拜年，我太高兴了，同志！”章老的话音虽略显艰难、急促，却极为洪亮而清晰。今年，2006年春节恰是章老100岁新年，然而，我再无法听到他那慈祥而亲切的话音了！   

（75）⑤爱国民主人士章振乾畅游永安桃源洞（1988年）⑤

2005年盛夏，我从美国探亲回到故乡永安不久。一天，我打开了刚刚由邮局送来的一封沉甸甸的信，这就是章老的第四个儿子章重给我补寄的有575页厚的《章振乾百岁文集》一书。然而章老亲自给我寄的《百岁文集》却因我身在美国而遗失了，我深感惋惜。原来，我回国后，立即给章老写了一信。仅隔三四天，接到他的四子章重的电话，说信已收到了，并说他的父亲已于今年3月19日去世了。得此噩耗，我始料未及，情自愕然，万分悲痛，不禁怆然泪下。章重告诉我，他的父亲在完成《百岁文集》一书首发式后，由于肺病发作，医治无效，一个多月即匆匆辞世。章重说，还好，我们已为父亲庆祝过百岁华诞。这使我略略减轻了—丝悲伤之情。

此后的一些日子里，我怀着沉重的心情，悉心捧读《章振乾百岁文集》一书，常常令我泪水满盈，为章老的高风亮节和高尚品格所感动。章老的一篇篇怀念旧友的文章朴实无华，感人肺腑；一章章往事琐忆，情深意切，催人泪下。还有深入浅出的经济学论著、调查笔记和序跋及书评，使人读来深受教益。更有喜迎港澳回归，雪百年国耻的动人心弦的篇章，更加催人奋进。《百岁文集》实际上就是章老及与他周围的有识之士百年奋斗的史实。章老所写的每一篇怀念旧友的文章，在颂扬良师益友的同时，几乎都有他自已的亲身经历，也可以说是他终身奋斗的自述。读罢《百岁文集》，常常令我沉浸在无限的思绪之中。

2004年6月，我曾在福州拜望过时已98岁高龄的章老。然而，我万万没有料到，那次与章老的会面竟成为永诀。会面过后我写了一篇《一位九十八岁老人的情怀》的文章，叙述我在过去的20多年间，尤其在担任永安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期间，如何结识章老以及怎样同他建立深厚情谊，表达了我对他的感激之情。同时也简略记述了章老帮助支持永安党史办和我本人工作的情况，章老抗战时期在永安从事抗战文化活动的部分事迹。那篇拙文当时就寄请章老指教，他看后曾三次打电话到上海（其时我在上海儿子处小住），向我表示感谢和感激之情。他说：“我接到你的文章后细读两遍，觉得非常亲切，也感到很自豪。我准备将这篇文章收入我即将出版的一本书中。它可以提高我的书的份量。这不是有意安排，这纯属巧合。我感谢你。”现在知道，他所说书就是《章振乾百岁文集》—书。他还说：“你文中最后写到我对同龄同窗好友谢东闵的评价，这就是‘放眼世界’了。现在香港和海外对谢东闵的评价跟我们的评价是一致的，我深感欣慰。”其实，我并没有对章老的同龄好友、曾任民国副总统的谢东闵作任何评价，只是引用了章老文章中的几段文字而已，顶多是章老文章的附和者和支持者。事情可以追溯到2001年，那时我已退休两年。春节刚过，一天，突然收到时已95岁高龄的章老的来信和他在《炎黄纵横》杂志上发表的文章的复印件，信中说：“由于你的大力支持，丰富了我的一篇文稿的内容；由于出版的时期和机遇，获得省对外宣传‘好新闻奖’，兹特把此文复印寄奉，希予指正。”章老来信所说的对他的支持，是指我在岗时向他提供过一份他所急需参考的资料，即他的中山大学老同学谢东闵60年前在永安发表的一篇文章。后章老在撰写《久别天涯思旧谊—记我与谢东闵先生的一些往事》一文时摘引谢东闵原文的6段文字。章老的文章历述了他与台湾籍的中山大学同龄同学谢东闵的深厚友谊，介绍了谢东闵颇具传奇色彩的青年时期的生平和与他同在永安工作的情形。文中写道： “1944年，他在永安为福建省临时参议会刊物《民意月刊》写了一篇文章《福建与台湾-—论福建省临时参议会的特殊使命》。日前永安市文史部门将这一存档文献复印给我，读来感到亲切，现今还值得重温。特作摘引如下……”在我看来，当时提供一份资料，这是一桩小事，我们常常为需要者提供史料，但章老却牢记在心。现在章老已把所写的这篇文章收入他的《百岁文集》一书，我重读此文，也倍感亲切。

 这回，我在上海接过章老的几次电话后，曾给章老写了一信，表达了我的对他的感激和愧疚之情。 章老知道我内人眼疾而手术未愈，曾几次来电深表问候。内人几次接电后深深为章老的为人所感动，嘱我在中秋节时一定要打电话向章老表示问候。至10月，章老又来电话说我的那篇文稿已收入，还半开玩笑地说：“当然，对那些吹捧我的话就会删去。”并说他的书一印出，会立即给我寄来。说他的书将在2005年2月在省政协礼堂举行首发式。并告诉我说，他的书不发稿费，交代说我的文稿可以在任何地方发表。我无法阻止他对我所写文稿的处置，对他此举令我深感惭愧和不安。于2004年10月7日再给他写了—信，不久我便匆匆到了美国。

现在，我终于收到了他的文集，果然把我的文字收入附录中。收入附录的12篇文章中，有民盟福建省委对《章振乾同志事迹》的组织鉴定，有民盟中央副主席吴修平的文章，有福建省文联主席蒋夷牧的文章和诗，有大学教授、学者和福建日报的专家所写的文章。他们是高干、专家、学者，而我仅是县以下基层单位的一个普通的党史工作者，而章老更是一位为国家和人民作出过重大贡献的德高望重的老知识分子，是我省著名的民主党派领导人，但他对我这样一个小人物却如此看重和关爱。我深为感念。

还有一回，1993年秋，87岁高龄的章老在由三子章迈陪同到永安视察。章老对永安情有独钟，他到永安在约见老友的同时，也特别让当时的民盟永安市委副主委冯华明同志打电话要与我会面。我急匆匆赶到永安宾馆时，他早已在那里等候了。畅叙友情，倍感欣慰。这样一位世纪老人，到了永安还要看望我这晚辈，一般人是难以做到的，令我终身难忘。这些事充分体现一个“情”字。这是章老为人的深情和对晚辈无限仁爱之情的具体表现。这里用得上当今最为流行的一句话，叫做“人间自有真情在”。多么可贵的人间真情啊！

章老对同事和战友更是—往情深，对他们所从事的进步事业更加尊重和敬佩。他不能容忍对他所了解的因追求真理而忘我奋斗的战友和仁人志士的曲解和诽谤，不能容忍黑白的颠倒，不能容忍对历史的歪曲。比如说吧，他对我们所写史料也作严格审读和真诚提供建议，以期力求达到历史的真实性。现略举一例于下：

1996年，我在职期间，为了贯彻中央《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遵照上级部署，我起草了一份“爱国主义教育电视系列片”脚本—《抗战文化城与永安大狱》，请章老等几位老同志审阅，后章老委托陈耀民同志数次给我来信，其中1996年5月27日的信写道：“昨日章老电话，他说他和赵老（赵家欣）也谈起，他们两位也都希望在该片拍摄之前，能够看拍摄脚本（指工作本）。因为他们对于1990年电视台拍的《羊枣之狱》连续剧，心中犹有余悸，那个片子确实拍得太不像话，可以说是教训很深。……上述意见，是章老、赵老和我的共同意见。”信中提到90年的事是这样的：

1990年7月，章老和赵家欣、谢怀丹、陈耀民四位老同志给我们寄来了一份6000多字的题为《对于电视剧〈羊枣之狱〉的几点意见》的长信，除了对我们的工作提出了很好的指导性意见外，对电视剧编导者和主管部门提出了中肯的批评。这封信的全文也收入《章振乾百岁文集》一书中。信中写道：

“福建电视台和永安市委、市政府联合录制的四集电视连续剧《羊枣之狱》，已于6月9日、10两日在省电视台播映。这部电视剧以四十五年前永安发生的‘羊枣事件’为主线，将羊枣同志的光辉形象再现于荧屏，追怀先烈，总结历史经验，教育人民。这项工作是十分有意义的。我们是抗战时期永安进步文化活动的参加者，我们感谢福建电视台和永安市委、市政府以及本剧编导和演职员同志为制作本剧所付出的大量辛勤劳动。

“但是，在观看了这部电视剧之后我们却深感遗憾和惋惜。因为电视剧《羊枣之狱》在一些重要的情节上违背了历史真实，出现了明显的失误，损害了革命先烈的形象。我们是这段历史的见证人，对羊枣事件的历史过程比较了解，又都参加了1985年永安进步文化活动学术讨论会和这一卷党史资料丛书的编纂工作，我们感到有责任将电视剧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来，引起主管部门和有关同志的注意，以便正史辨误，接受教训，消除不良影响。

“《羊》剧所反映的是福建以至全国闻名的重大历史事件，剧中主要人物如羊枣、王亚南、董秋芳、刘建绪、程星龄、兰德（美）等都用真名真姓。这说明《羊》剧不是一般性的文艺作品，而是纪实性的历史人物传记片，因此它必须十分尊重历史事实，在重大情节上不可以随意编造，关键性的细节也不能失真，否则就会歪曲历史原貌得出错误的结论，损害革命烈士的光辉形象。”

意见信本着立好立准党史、革命史和文化史的负责精神，对于《羊》剧严重歪曲历史，严重损害革命烈士羊枣的光辉形象，混淆敌我友界线等方面问题提出了严肃的批评。如对《羊》剧歪曲“永安大狱”的起因，对捏造桃色艳遇强加于羊枣身上，对强加于革命人士组织不合时宜也不可能发生的“左”倾冒险主义的示威游行，对歪曲羊枣被捕的经过、草率处理羊枣之死等等重要情节的历史事实进行详尽的介绍和精辟的分析，最后建议：

“要从《羊》剧的创作中，吸取教训，今后凡拍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电影、电视片，都应尊重历史事实，尽可能向健在的当事人、知情者作调查，征求意见，避免发生大的失误。”“可惜的是，编导者和主管部门却没有这样做，据说也没有向永安市委党史办和省委党史研究室征求意见”。“《羊》剧既已播出，其影响逐步扩大，而修改重拍又有困难，我们则要求省委党史研究室、省文化厅会同永安市委、市政府，将业已编辑完成的《永安抗战进步文化活动》资料丛书从速付印出版，以便从正面澄清历史事实，让今人和后人能正确地了解当年永安进步文化活动和羊枣烈士战斗和牺牲的真实历史情况，以弥补《羊》剧的缺陷造成的影响，并用以纪念‘羊枣事件’四十五周年和羊枣烈士诞生九十周年。出版经费问题请求省委、省府予以研究解决。”

在《章振乾百岁文集》附录中由民盟中央副主席吴修平同志撰写的《章振乾老而弥奋》一文说：“这里我还要特别提到，1992年末医生发现章老患有胃癌，决定于次年初动手术切除。……也就在术前几天，他还参加了中共省委召开的一次协商会议，并为有关人士编撰的《抗战时期永安进步文化活动》一书的出版经费问题，请省委领导批示有关方面帮助落实。”

以上这些，足见章老对历史、对从事革命事业的革命者和他的战友是何等尊重，对永安的抗战文化史的征研工作是何等的关注和重视，对我们工作的支持是何等的尽心尽力。同时，他也不能容忍对他的挚友的诋毁和谣传。例如：

1985年9月，章老在永安进步文化活动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中，特别提到有人对他的挚友、著名经济学家王亚南无端散布的一个谣言。他说“前不久，一位曾在香港住过的同志告诉我，北平刚解放的时候，香港有一个谣传，说当时王亚南对羊枣被捕不肯出力营救，因此人们对王有看法。这件事我听了很反感，因为事实并非如此。”他列举了确凿事实，证明王亚南的态度始终是鲜明的。他决不会对自己的亲密同事见死不救，而是无法营救。王自己也准备随时被捕。王亚南在省社科所全体人员参加的会上气愤地说“他们可以抓我们的人，但是他们绝不能够要我们做他们想要我们做的事！”为此，王亚南愤而辞职。章老说：“我是这段历史的见证人，我有责任把这件事说出来，说明香港当年的传说纯属无稽之谈。”澄清了这一谣传。由此也说明章老对故友是何等真诚。王亚南是中国著名的经济学家。他和郭大力是《资本论》中文全译本的译者。章与王亚南相处的时间较长，关系也较密切，1942年王任中山大学经济系主任时，章是该系教授。1944年王到永安任省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时，即聘章为研究员兼经济组组长（羊枣是研究员兼政治组组长）。王曾派章组团前往闽西进行为期三个月的农村经济调查，取得突出的科研成果。解放后（1950年）王亚南任厦门大学第一任校长时，又特聘章为厦大教务长、校长助理兼经济系指导教授，直至1958年章被错划为“右派”而离开。王的工作得到章振乾的大力帮助。章视王亚南为良师益友，敬佩王亚南刚直不阿的品格和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当章振乾戴着“右派”帽子仍在省博物馆忘我工作的时候，王亚南多次去看望章。有一次对章说了一句使他长时间不得其解的话，王说：“咱从前对于‘学术为政治服务’这句话误解了，这实在是要不得的！”后来章联想到，在大跃进搞“拔白旗”运动和全国搞“三面红旗”时，有人叫王亚南写文章，但他十分坚决，一个字也不写。最后章解惑了，在一篇纪念王亚南的文章中写道：“我想学者追求的是科学真理，学术工作不应受政治需要左右，在我国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由于形势所逼自也有趋势附会者，亚南之反思和清醒是难能可贵的。”他十分崇敬王亚南的高尚品格，在纪念王亚南逝世十周年的《严肃认真  耿直不阿的学者》一文中写道：“往事历历，如在眼前。他那耿直不阿的学者气质，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和那与人为善的长者作风，深为广大知识分子所敬仰，特别作为青年一代的良师，更是备受爱戴的。人们从他的高大形象中，可以吸取许多教益。”这就是章老对王亚南的真情实感的表露。章老反复宣传王亚南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观点，充分发展生产力的观点，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并重的观点等等。章老对王亚南高尚品格的描述，在我看来，也恰恰是章老他自己的高尚品格。

章老待人如此宽厚真诚，与他幼小时母亲的教诲是分不开的。他的母亲不满10岁就被卖当了婢女，从小过着备受凌辱的惨痛生活。他外婆的命运更惨，因患皮肤病被人疑为麻疯病而活活钉进棺木里抬到墓地活埋。这些封建社会的桎梏，给章留下深刻伤痕。他在《怀念与感悟》一文中写道：“我小时从家里，从母亲、外婆身上，感到人间的苦难、社会的不平。这对我以后所走的人生道路是不无影响的。我从少年起就不是个听话的‘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孩子，我曾经渴望了解和梦想改变社会现状。”“母亲希望我成为一个‘读书人’，一个正人君子。”“母亲告诫我不要做‘亏理’的事，不能做‘亏心’的人。以后我走向社会，在更大的方面都铭记不做‘亏理’事，不做‘亏心’人，即使亏了自己也从不反悔，并向往公理之所在勉力趋之。”他的一生是严格实践了这一诺言的。他热爱生活，心胸旷达，乐观处世，乐于助人。他为了不使脑子老化，93岁学电脑。他笔耕不辍，常有文章见诸报端。他95岁到98岁的三四年间还为朋友们审阅书稿六七部，并撰写序言7篇。他常说，帮助别人其实就是在帮助自己。

章老所以有博大的胸襟和爱党、爱国、爱民的赤子情怀，与他从旧社会走来，生活在新旧社会的历史旋涡中，目睹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同胞饱受欺凌和压迫的残酷现实分不开。他立志要为建设繁荣富强的新中国而终生努力。章老12岁时从连江老家到福州读书，在学生时代就投身于学生爱国运动，在福州参加“五四”运动。为反对封建统治、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争取民主自由而努力奋斗。1929年至1931年他到广州中山大学读书时，每次自福州前往广州，都是搭船到香港经广九铁路抵达广州，目睹在香港码头横遭港英爪牙的搜查，见一教授箱子里的活页讲稿被狠狠摔在甲板上，海风吹来像雪片般飞散，教授脸色发青，悲愤痛骂：“此地原是吾家故土，他们竟敢如此猖狂！”他目睹国人备受欺凌的现实。章老1931年大学毕业后曾为十九路军办过报，任《国光日报》总编辑，宣传抗日反蒋。其间曾营救因十九路军“闽变”失败而受国民党讨伐军追捕的数名革命青年，出面保释过中共地下党人。后章自己亦无法立足而赴日留学。“七七事变”后学成回国参加抗日活动。1938年随省会内迁到永安，在省银行任董事会秘书时，积极支持地下党人办《老百姓》报宣传抗日。抗战胜利后他任社科所所长，省会由永安迁回福州后于1947年7月加入中国民主同盟，是民盟福建早期盟员之一。此后积极协助中共地下党员做了大量上层策反工作，为人民解放事业做出过重要贡献。打倒“四人帮” 后， 1978年6月，福建民盟恢复活动时主持省盟工作，一干二十年，为拨乱反正后的福建民盟工作作出重大贡献。

章老以90岁高龄从省民盟领导岗位上离休后，担任民盟福建省委名誉主委，继续关心和指导福建民盟的工作，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和海外联谊活动，为国家改革开放和祖国统一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章老以91高龄的健实之躯亲自到香港参加迎回归活动，目睹香港回归的盛况。他在1997年5月写的在香港《经济导报》发表的《目睹明珠倍觉欢—迎香港回归感作》一文中写道：“我是一个年已九旬的老者，从幼年开始，就亲闻亲见清末以迄民国，政府腐败，丧权辱国的种种事实，感受异常深刻。”“蓦地回首，已是数十年的沧桑了！现在我将亲眼见到香港回归祖国，不由得使我感到作为今天中国公民的光荣和自豪。”“香港回归是统一祖国的第一站……当澳门回归时我将是九十三岁了……但愿我能够目睹澳门回归的盛典，并乘便与同龄老友梁披云先生剪烛西窗，共话澳门。我更遥念 祖国的宝岛台湾，情系那边的亲朋故旧。望在天假之年能见到祖国的和平统一大功告成，并拜望同窗好友谢东闵先生……”后来，他在《履声犹未歇征程》一文中写道：“在港时我曾提起笔，不由脑际展现出鸦片战争以来我国的历史画卷，展现出我亲身经历的‘五四’运动以来的时代风云，展现出新中国诞生直至香港回归的世纪新篇……我经历了风雨岁月，融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事业，是人民政协的老委员，此身有幸啊！” “我倚窗远眺，看大雨洗涮着百年的民族耻辱，看璀灿的群灯更增添了明珠的光彩，我一夜未眠迎接了新的黎明，一个新纪元的开始。”

章老93岁赴澳门，亲眼看到回归后的澳门的无限前景。他在《游访澳门漫记》一文中写道：“澳门回归，举国欢庆。我于今年元月初，游访了这一‘莲花宝地’。我现已年届九四，有幸于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时，特地亲临香港，于当地经历那政权交接的庄严时刻，目睹回归之盛况。当时我想，过两年澳门回归，我还要到澳门实地感受那份

历史性的喜悦。这个心头的美愿，幸而又喜告实现了。”

章老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他虽然受到“左”的思潮的折磨和摧残，有过二十余年不公正待遇，到过麻沙农场劳动“改造”，拉过板车，蹲过“牛棚”，但他淡然一笑，坦然处之。他坚信历史是公正的，坚信“左”的路线必然会得到纠正，“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必然会终结。他始终与党“生死与共”、“肝胆相照”。他的思想品格，永远为后人所景仰！

总之，在我看来，章老是一位极善于以情育人、以德育人的教育家，是一位一丝不苟、朴实敬业的经济学家，是一位追求真理、爱国爱民的社会活动家。

章振乾同志虽然与世长辞了，使我们痛巨哀深，但他那高尚的品格和求真的学术思想，将永远给人以教益和启迪！

章振乾同志，你没有离开我们，你永远活在人们心中。

                                                                                  2006年春于上海

（121）抗战时期设在永安东坡的福建省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办公楼

（122）抗战时期福建省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全体同仁：前排左起：郑书详、章振乾、王亚南、周宪文、蔡世元、郭修法；后排左起：余志宏、钟其生、侯刚、倪思文、胡瑞梁、谢怀丹。

“永安大狱”被捕者李品珍的不老人生

“永安大狱”被捕者李品珍的不老人生

1、林洪通著《永安抗战文化史话》30至48页面《“永安大狱”被捕者李品珍》的不老人生（管其乾 摄影）

          林洪通

    题记：本文刊于《大写的人》一书。该书由原

湖南省宁乡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彭水梅主编，30万

字，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12月出版。《大写的

人》讲述一个现年95岁老人的传奇经历和感人事迹；

他的名字叫李品珍，在永安时使用的名字叫李达仁。

曾任上世纪30年代中共宁乡县工委书记；曾在国统

区文化战线上与郭沫若、乔冠华、羊枣等共同战斗；

曾在《红楼梦》研究中探索出新天地；曾用美的教学

实践和理论创新影响到国家领导层；73岁到85岁时，

与老战友一起“自带钱粮，不要报酬”办林场，其事

迹载入1991年《中国人物年鉴》；现在每年还为在

校学生和机关干部作多场人生观问题的报告，还领养

着300多株水杉。他认为“在生之日为社会多作贡献，

多关心旁人，便算活得光彩”。他一辈子为人作嫁衣

裳。他要做一个追寻理想人性和完善人格的人。

 一位61年前在“永安大狱”事件中被捕入狱、现今已95岁高龄的老人今年2月26日从广州给我来信说：“我身体尚好，何时有暇来此玩玩否？我家虽不宽敞，尚可容足，来时即住我这里。”对于这样一位盛情的老者，我这比他小28岁的晚辈，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对他的崇敬之情！他是鲁迅研究学家、红楼梦研究专家、政治军事评论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是1938年即担任中共湖南宁乡县工委书记，抗战时期直奔福建战时省会永安，在永安抗战文化活动中作出过卓著贡献的老共产党员，现为广州铁路局厅级离休干部李品珍同志。

（37）②中共地下党员李品珍（1992年10月）②

  李老对永安的山水、永安的人民有特别深厚的感情。早在1945年2月16日他在为永安《民主报》撰写的社论《把感情注入一切》一文中就说过：“这力的源泉，便是每一个人发自其内心的深厚的感情。我们要以全副的感情，来关心旁人，贴近旁人，来热爱生活，热爱工作，热爱这生命，热爱这世界，把感情注入一切。”60多年后的今天，这位品格高尚的老人对永安人民的感情依然那么炽热，那么深沉！

                                                革命者的风雨历程

  李品珍同志是湖南宁乡县人，1911年生。到永安工作时改名李达仁。湖南省立第一中学（即毛主席就读的第一师范原校址，国民党鉴于第一师范屡出革命人才，大革命失败后，将其改为第一中学）毕业。毕业后在宁乡、湘乡、湘西等地作中小学教员。1937年入党，1938年至1939年8月，曾任宁乡县地下党工委书记。1942年到桂林、香港，为《力报》、《青年生活》、《野草》及茅盾主编的《笔谈》（香港刊物）、张铁生主编的《青年知识》（香港刊物）写稿。1943年10月到永安，担任《建设导报》主笔、东南出版社首任经理及福建省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1945年7月15日遭国民党顽固派特务逮捕入狱，是“永安大狱”（也称“羊枣事件”）29位被捕者之—。1946年4月，由民盟中央主要人员罗隆基面请蒋介石，遂与同案被捕的叶康参、陈耀民等12人出狱。在永安出狱以后，到上海以“小雅出版社”名义再版永安东南出版社的进步书籍《方生未死之间》等书。1948年曾出版自作《林黛玉的悲剧》一书。以后，回湖南参加游击战争，曾任湘中第一支队政治部副主任、湘中第三支队政治部主任。解放后，在广州铁路局政治部做理论教育工作。1953年冬至1958年秋，曾任衡阳铁路第一中学校长，使这所学校学生学习成绩连续3年在中南六省名列第一。后来一直做教育工作，直到离休。离休以后，1981年至1983年，曾协助老同志刘立青编写《宁乡人民革命史》（此书1984年为中国历史学会及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评为28种爱国主义优秀历史读物之一）；1984年4月，与原湘中一支队司令员姜亚勋（时任湖南省政协副主席）组织老同志在宁乡创办老战士林场，李老长期自带钱款驻场主持，对此1985年湖南省电视台、长沙电视台均作了报道。1989年6月，获中国老龄委员会“老有所为”精英奖。1990年曾获湖南省绿化委员会“绿化三湘贡献奖”。《人民日报》、《湖南日报》、《中国老年报》、《中华老年报》、《老人天地》、《中国林业》等报刊曾多次报道过他们的事迹。1991年6月，获中央组织部“老干部先进个人”称号，为表彰大会上8个大会发言人之一。1991年中央组织部曾委托《老人天地》杂志编辑部组织力量到林场拍电视，并在中央台放映。广州铁路局聘请珠江电影制片厂秦宏懿同志担任导演，也去林场拍了《金涛绿浪》电视专题片，广东电视台及广州电视台、铁路电视台均播放了此片。1995年起担任宁乡民办环球电脑学校名誉校长。此外，近10多年来，李老为干部、群众、师生及劳教、劳改人员作过几百场有关人生、学习、绿化的报告，受到热烈的欢迎。

这就是李品珍同志的不老人生！

                                                          战斗在山城永安

福建省会内迁永安后，有大批革命知识分子、身份隐蔽的中共地下党员、爱国民主人士先后来到永安，开展了以抗日救亡为主要内容的抗战文化活动，因而永安成为抗战时期我国东南的文化名城。李品珍到永安的一年零七个月的时间里，以笔为武器，撰写和发表了几十万字的进步文章。其中，为《建设导报》撰写六4个多月的几乎所有社论；为《联合周报》、《东南日报》撰写部分论文；并协助政治军事评论家羊枣编辑具有国际影响的《国际时事研究》周刊，在该刊发表部分文章；为《民主报》撰写了11个月社论，计六七十篇。他是永安抗战文化活动的骨干之一。他在永安《民主报》上发表的《养成实事求是的作风》、《改善儿童教育》、《南斯拉夫的再生》、《戴高乐访苏》、《论黔桂战役》、《瞻望新生的世界》、《开展生活态度的改变运动》、《我们还需要进步》、《论革新社会风气》、《东线苏军即将总攻》、《增进中苏邦交》、《世界政治的坦途》等数十篇作品，与羊枣的政治军事论文互相呼应，分析精辟，立论正确，影响广泛，几可与羊枣的论文相媲美。直至现今，仍具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现实意义。

李品珍同志在永安的另一突出贡献是，与谌震等人创办了东南出版社，编辑出版了一批轰动东南文化界的进步书籍。东南出版社是继改进出版社之后的一家重要文化阵地，筹办于1943年10月下旬，李为第一任经理。创办初期即印行了谌震从重庆得到纸型的当时享有声誉的名著《天下一家》、《东京归来》、《联合国概观》3本书。由于他工作的严肃认真，带动工作人员对出版工作均能一丝不苟，精益求精。上述三本书翻印出版以后，寄到重庆“东南出版社重庆分社”经理林一青①处。林看后，赞扬东南出版社的书籍纸质好，装帧美观。以后，他就介绍许多作者将他们的著作到永安出版。如郭沫若的《先秦学说述林》、《浮士德》、《少年维特之烦恼》，夏衍的《水乡吟》，骆宾基的《一个倔强的人》，孙用的《甲必丹女儿》（即后来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印行的《上尉的女儿》）等。郭沫若看了《浮士德》后全书只发现一个错字，其余没有错字。因此，郭给李达仁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长信加以赞扬和肯定。据林一青回忆当时情况时说：“当我把几本《少年维特之烦恼》及《浮士德》，特别是绸面烫金的《浮士德》送给郭沫若同志时，他非常高兴，将书把玩，爱不释手，一再说：‘印得很好，很好！校对、装帧都好’。并要把花了十五年心血研究、那时才编好的《先秦学说述林》托我送东南出版社印行。”②郭老的《先秦学说述林》这一名著他后来加了二篇文章，成为《青铜时代》和《十批判书》。郭老很爱这些闽版图书，现北京“郭沫若著作陈列室”有这些书。原东南出版社发行的《先秦学说述林》1994年已编入由上海出版的《民国丛书》（影印本）。正因为作为首任经理的李品珍打下坚实基础，带了好头，使东南出版社的第二任经理李力行、第三任经理王石林（王一帆）效其榜样，艰苦创业，先后印行了30余种、七八万册的进步书籍。

  一本由李品珍编辑并作长序，在当时就重版过几次，受到广大读者热烈欢迎的《方生未死之间》的新书，是东南出版社出版物中最富战斗性、现实性的读物之一。这是李品珍从林一青所寄的《中原》杂志上发表的于潮（乔冠华）的《方生未死之间》、茅盾的《论所谓“生活的三度”》等文结成的一本集子，书名即取为《方生未死之间》。他以“史任远”笔名所作的长序，写于1945年5月13日，曾在东南文化界引起很大反响。李品珍的序言指出：

“在不少的人们痛感现实生活沉闷的时刻，新文化战士一方面亲身参与了改造现实的伟大工作，一方面为新文化的建立的现阶段的工作指出了平坦的道路。《方生未死之间》里的几篇文章便是属于这一方面的宝贵的收获。”

序言在列举了于潮（乔冠华）、茅盾、嘉梨等几位有关改变生活态度、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等思想文化领域的马克思主义人生观、价值观问题后，号召知识分子要贴近人民群众，在“全民抗战运动”的形势下，应当贴近人民，理解群众，关心群众。他指出：

“一个人要做到‘体贴入微’的‘贴近人情’，必其人有真正的人性；在这里并不意味着那种要利用人家，而装出来的矫揉造作的关心和那种所谓‘技巧一点’的表面上嘻皮笑脸，骨子里毫无善意的对人的态度。

“只有生活态度的改变，革命者方可以从行动主义和工作主义中解脱；只有生活态度的改变，革命的事业才可以与生活的目的一致；只有生活态度的改变，革命的事业才不仅是救人的伟大工作而且是革命者生命力昂扬的至善的途径；只有生活态度的改变，我们才可以接受中国的和外国的优良的文化遗产；只有生活态度的改变，我们才可以解决人生有什么意义的人类史上的难题。

 “只有人性的充分发扬，人间生活才会至善至美。人性的体现方式是爱与创造的生活。爱人类，爱万物，爱生活；创造生活中的新事物，而目下一般人的情形不了解生活，做了生活的俘虏，而因此养成市侩主义的生活态度，感情衰退了，理想死亡了。所以我们很少见纠缠的爱恋，勇敢的赴死，江涛澎湃的热情，叱咤风云的豪气。最可悲的是，生活于茫然不知所往，昧然不知所为的愚昧状态中而毫不自觉，毫无反省！黎明之前的黑暗，竟有这般可怕！”

  就这样，李品珍当年在永安这个国统区的恶劣环境中，利用出版书籍的机会，勇敢地坚定地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想和唯物主义人生观、世界观。他在《方生未死之间》序中大声疾呼：“让我们高呼人性发扬的口号吧！在历史上，我们有过太多的放射着人性之光辉的巨人。人们记起屈原、杜甫，记起诸葛亮、唐太宗、李秀成，记起曹雪芹，记起鲁迅，我们将压抑不住衷心的崇敬之情罢。然而光是了解是不够的，我们必须和这些伟大的灵魂拥抱。”序言最后写道：“‘方生未死之间’所提出的‘生活态度’不是一块盾牌。自己冷淡无情，却看不惯人家的热烈如火；自己随俗浮沉却看不惯人家的独行特立；自己因循敷衍，却看不惯人家的遇事认真；自己口是心非，却看不惯人家的表里如一；自己浮夸虚伪，却看不惯人家的笃实真诚；自已屈膝卑躬，却看不惯人家的凛然正气……如果仍然不肯反省，‘生活态度’不是盾牌，它不会保护任何人，而使存心利用它的人，自身变为时代洪流里的沉渣。”“只要我们同向着生活的远大前景奔赴，就仍是‘天涯若比邻’！”

《方生未死之间》的序言不但在当时引起强烈反响，而且在后来的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运动中起了很大的动员作用，广州中山大学的学生上街游行时曾作为朗诵的文件，作为动员的武器，影响极为深远。因而《方生未死之间》一书曾一版再版。

此外，李品珍当年编辑并撰写长序的另一本有重大影响的书籍是《贾宝玉的出家》。当年也用“史任远”的笔名作序。这是张天翼与太愚（王昆仑）及孟超写的有关对《红楼梦》研究的文章的结集。张天翼长文的题目就叫做《贾宝玉的出家》，李即以此为书名。这是一本在国民党统治区难得的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红楼梦》的新书，这在红学研究史上，在永安这座小小山城开了先河，至今，仍然具有现实意义。他本人也这样认为。他在1991年7月12日给我的来信写道：“当年东南出版社之《贾宝玉的出家》，为用马列主义观点研究《红楼楼》之嚆矢，在红学研究史上有划时代意义。用新观点研究《红楼梦》并非始于李希凡、兰翎（1954年人们未见过《出家》，故有些错觉），实始于张天翼、王昆仑。”李品珍上初中一年级就细读《红楼梦》书评，当年撰写的《贾宝玉的出家》序言与《方生未死之间》的序言一样，也引起广泛反响。本文不作详述。

正当这位无私的文化斗士大声疾呼“我们要伸出灵魂的触手，去扪触生活中的事件，去拥抱这个世界，去拥抱苦难的人民”（《民主报》社论：《开展对生活态度的改变运动》）的时候，国民党顽固派特务却伸出罪恶之手，将他逮捕入狱。

                    （22）①东南岀版社也是永安抗战文化的重要阵地之一，所出版的乔冠华、张天翼等著的《方生未死之间》曾经轰动文化界于一时。图为东南岀版社出版物《方生未死之间》封面1   

                                     批评我们，语重心长

  我结识这位老前辈是在1983年，时我正主持永安市委党史研究室的工作。为了征集永安抗战文化活动的党史资料，曾派员前往广州采访过他，后来他给我们写过许多信。我真正与之晤面则在1992年。但在谋面之前，因互相通信早已成为我难得的良师益友了。20多年来，他给我的信件达70多封。我为能结识这位革命老前辈而感到终生有幸。最令我永不忘怀的是，他对我和永安市委党史研究室的工作所给予的极大支持和帮助。然而，他对我的工作的批评就像利剑一般的严厉。现从他给我的来信中略举数例如下：

  1984年，我们写出了一份有关永安抗战文化活动的综合性史稿寄给李老审阅以后，他即于同年3月1日来信，严肃地写道：“你们二十期资料上刊载的那份东西，须大改特改，不然以讹传讹，就不能说是负责了……前信已经讲过，弄这类东西是不容易的，要特别慎重。我们弄的那本《宁乡人民革命史》，有些章节改过十次以上，因为历史不像小说，可以随便走笔，而是要符合历史的客观事实。否则读者便会通不过。”

1985年夏，他审阅我们的第二稿后，又发现了许多错误，来信写道：“你们整理的《抗战时期福建省会永安的进步文化活动概述》一文，仔细研读之下，发觉仍有与事实不符之处……希望你们能不厌其烦，认真核对，予以改正，以免以讹传讹，使后之读者莫衷一是。”“如不改正，将造成大笑话。当然，后人是不知道的，难道我们可以欺骗后人吗？”“细心一点的读者，即不明事实，也可以从你们的叙述中看出矛盾来。”

  李老的这一句“难道我们可以欺骗后人吗”的警告，就像一把利剑一样闪现在我的面前，令我大为震撼，对我教育尤深。不错，我们所写的历史资料是否准确，工作是否认真细致，后人是不会知道的。但是，决不能因此就可以不负责任地写出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东西欺骗后人。在李老的启发教育下，使我深深意识到，如果写史不实，欺骗后人，那将成为历史的罪人。

  1985年9月，永安召开抗战时期进步文化活动学术讨论会，李老因忙于造林未能参加，我们将学术讨论会论文寄给他，其中有篇他本人的文章，他看后又发现我们工作的马虎和不负责任。他于1985年10月21日给我们的信中写道：“两三年来，你们作了艰苦扎实的工作，这是多么令人高兴！但历史事实，年代相隔久远，写作起来，确乎十分不易，有时一字之差，意义即差天壤，给后人以迷惑之感。就如我的那篇小文，承你们此次列为讨论会文件之一的《羊枣与〈国际时事研究〉》，仔细校阅之下，仍然有不少不确切或误字的地方。有些地方甚至弄得文理不通。我想到当年羊枣那种对工作十分严肃认真的态度，我就怕我的作品的粗疏影响了他的形象，于是认真校阅，又将不妥之处作了修改并校出了误字。现将校订本寄回你们。你们如果要印成书册，请务必按此件内容付印以期毋负于先烈。”“再者，我粗略翻了一下其他的文章，发现其中也有不少错误……在报纸的分类上，把《建设导报》视为中间性报纸，我看也不妥，《建设导报》的社论，实为时代先声，而且编辑人员从谷斯范、周左严到林子力、王一帆、谢怀丹等均为进步人士，为什么办的报纸会成为中间性的呢？王一帆的国际评论，也都是进步的。报纸评为中间性的，无疑不十分妥当。其余不妥的论述还有，未能一一列出。本着对历史负责，对党的事业负责的精神，我愿意参加你们这一工作，希望你们与我联系。”“历史总宜一点一滴均符合事实。”

由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李老不只是对我们的工作批评了事，而是积极地主动地提出帮助。

1988年，由于我的工作的失职与马虎，李老看到了我们印发的书上他的文章仍有错误，他12月14日给我来信说：“我用任远笔名发表在此书的《羊枣与〈国际时事研究〉》一文，亦尚有几处错误，而且错得比较严重。瞧现在印的那样，文法上还是通顺，逻辑上便完全不通，近乎荒唐了。这地方我已两次提出过修改意见，未见执事者改正。”这又令我无比愧疚。

李品珍同志对工作的认真严肃、精益求精精神，是我所接触的人群中绝无仅有的，尤其是在文字工作上，连一个标点符号用不恰当也会认真斟酌，一一指出。他在14日给我的信中又说：“过去，商务印书馆的书，很少错字，毛选四卷，不错一字，那种作风，值得我们学习。”又一信说：“总之，编史是个严肃的工作。孔子作春秋，后世奉为典范，是因为他处事从严，一丝不苟。共产党人写党史，更不能似是而非，纰漏百出。同志们辛苦了几年，用费了大量金钱，务乞认真对待，作到史事翔实，论述准确。再一次建议你们不要急于出书，一定要再三审稿。”以上这些严肃批评和谆谆告诫，是对我们工作的极大推动。

                                                      帮助我们，无私真诚

李品珍同志对我们永安市党史资料征研工作和对我本人工作的帮助是长期的多方面的全身心的。就以辨认《民主报》社论作者一事为例，便知他是如何竭尽全力了。

当时永安的进步报纸之一《民主报》几乎每天发一社论，每周发一星期论文。这些社论、论文的主旨是论抗战必胜，反法西斯战争必胜。也有对时局的批评建议和对社会黑暗的揭露。因而在国统区的报刊上独树一帜。为了弄清撰写社论的实际作者，我曾邀请李品珍、赵家欣、王一帆三同志对其作者予以辨认。因为这对历史资料的研究和历史人物的评价具有重要意义。其实这项工作的进行最早就是李品珍同志主动提出的，我本人只不过促其完成罢了。现从他给我的来信中略举数例于如下：

1991年7月12日来信说：“永安当年出版的《民主报》，1944年秋起即由羊枣担任主笔，1944年9月1日的社论即为本人手笔，直到1945年7月12日这两百多篇社论，羊枣写了五六十篇，我写了六七十篇，其他为赵家欣、叶康参、郑书祥等的作品，个别为谌震、余志宏作品。一般来说，这些社论水平均较高，其中不少卓见，如谌震关于孔子的社论以及本人论生活态度的社论，当时即有较大社会影响。”这里需要特别一提的是，正因为李老提供如此详尽的征集线索和情况介绍，我们才下决心用拍照的方式征集到了这批《民主报》社论。

1992年1月26日来信说：“陈耀民同志告我，谢谢你们的辛勤劳动，你们已将1944年6月─1945年6月《民主报》社论拍出照片，只等放大辨认了。你们对于工作如此认真负责，使我十分钦佩和感激。但我们的作品一直到七月十二日的报上还有，是否再请查对一下，看有无遗漏。至于辨认工作，除家欣、怀丹可以作—部分以外，大部分的工作，我可负责。同为当时的社论委员是羊枣、家欣、康参、郑书祥和我五个人，他们每人每周一篇，我则一般每周两篇。哪一篇出自哪人之手，我基本记得。辨认的方法，或者请你将放大照片寄来，或者由我来永安均可。如果要我来永安，铁路可为我开免费车票，请您为我找一个便宜的地方住宿即可，食宿费由我自己负责。如何处之，敬乞鸿裁！”

这里敬请读者体味，李老帮助别人工作，却提出食宿自费，在当今社会恐怕为数甚微。

1992年1月31日来信说：“1944年6月─1945年7月《民主报》社论终于找出拍照放大，十分可喜。因羊枣先生那些文章是有历史价值的，其他诸人作品，亦尚富于时代精神，均不可多得。辨认之事，我自当参与，因你们已作了最艰巨的工作，辨认殊觉不易，羊先生作品有独特风格，康参亦系有个性作者，家欣作品，彼自健在，当可记忆，其余余志宏、郑书祥及谌震作品共不过三五篇，剩下的即系拙作了，只怕篇数独多。因当时羊先生指定我每周写二篇。辨认地点、时间，私意以为今年秋天在福州或永安较妥。……您为我找一便宜住地，食宿费我均自理，不会增加公家负担，您看如何？”

1992年5月17日来信写道：“《民主报》社论，单看目录是无法辨认的（看文字，则各人风格不同，比较易于识别）。如果你认为可以，我于七八月间可以前来福州，协助你们搞好这一工作，食宿及路费一概由我自理……我今年81岁了，目前健康尚可，但残年风烛，随时可以熄灭，时间并不很多了。”

请读者注意，李老为帮助我们工作，已是第三次提到“食宿自理”了。鉴于李老助人特别真诚，为了抢救史料，我们把所征集到的《民主报》社论照片复制寄给了他，作为辨认工作的预览。

1992年5月27日来信说：“接家欣同志本月22日信，谈及《民主报》社论辨认工作，他要我告诉你我的行止……国庆以后到11月初也可，那时王一帆也打算来福州，我们的路费等都不要你们负责。但请早作安排，预先通知家欣和我，因为是联合行动，便要考虑大家同意的时间。”

1992年6月13日来信说：“11日收到你所寄《民主报》社论照片，昨天收到你8日信，得悉种切。《民主报》社论寄来了很好，我当认真辨认，使羊枣同志的遗文得以保存；但有些篇章还须到福州后与家欣同志共同研究方可最后确定，等家欣认出他自已的部分后，羊枣作品便较易析出。时隔近五十年了，当时见报情景已不复记忆，只能仔细体味其行文作风，方可辨析，亦属无可如何之事了。”“……我们十月来闽，大致不成问题，我已去函一帆，约其十月二三号成行，过迟又会天凉，于老年人身体不利。……如果时间来得及，我还愿意为你们校对《羊枣事件》一书清样。一则我比较熟悉当时情况（我与羊枣住一个办公室一年），二则我弄过出版社，搞过校对工作，对校字较有经验，可以使书籍少错。近年市上出版物鲁鱼亥豕，所在多有，几致不可卒读，你们出的系历史文献，慎重一点较好。”

1992年9月20日来信称：“为了辨认《民主报》社论作者，是否请赵家欣同志也于十月五六号到达永安？如果到福州再辨认，恐有许多不便，因只有我和赵二人之故，在永安，则参加的人多，辨认工作较易进行。”

于是，李品珍、赵家欣以及王一帆三老和徐昭华同志于1992年10月汇集永安，住在招待所，吃的简单饭菜，每天准时到党史办上班，为时7天，阅读、回忆、研究了360多篇社论。结果确认：羊枣67篇，李达仁70篇（目录附后），赵家欣37篇，叶康参31篇，余志宏4篇，谌震2篇，郑书祥2篇。尚有100余篇未能辨认。

                                                       表扬我们，温暖如春

  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曾经流传着雷锋同志的一句名言：“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今天，雷锋已不在人间而其精神却万古长青。李品珍同志身上又何尝不是体现了雷锋精神！当我们在抗战文化史料的征集和研究工作有某些进展或取得一定成果的时候，李老总是给予及时热情的赞扬与鼓励，令我们全体工作人员得到春天般的温暖。我个人不需要表扬，但我不能抹杀一同工作同志的辛勤劳动。实际上，我们所取得的收获，都是当事老同志和我们工作人员共同劳动的成果。1985年永安进步文化活动学术讨论会召开以后，我们于1988年出版了一册《抗日战争时期永安进步文化活动学术讨论会专辑》，寄给李老阅后，他于同年12月14日给我来信写道：“《专辑》经过你们几位的努力，多次修改，精益求精，已成为一本很有价值的历史读物，按今天的眼光看，论述史事，一切从实际出发，持论客观公正，在同类作品中，可谓难得。你们的认真的工作态度和勤劳的工作精神，使我十分感动……另外，此书印刷亦佳，错字之处不多，但尚未能完全避免。建议你们派个细心的有校对经验的人仔细再校一遍，加印一勘误表，分寄得书同志，使成完璧。”“再者，《专辑》一书，由于你们编纂认真，个人认为有较高的历史价值和学术价值，认真订正误字以后，何尝不可以向社会公开发行？因为编写的目的，乃在教育群众，如果只是内部分发几本，便失了写作的原意了。我参与编写的《宁乡人民革命史》已印两次，共印了9400册，现在市场上也找不到一本了。”“另外，我今天校对我的拙作，又一次见到羊枣的文字，那实在是国之瑰宝。你们如果能建议省委，请省出版总社将羊枣主编的《国际时事研究》共39期，印一合订本，印它一二千册，向全国图书馆征订，我想会受欢迎的。”

  我们发现，李老对我们工作的赞扬和肯定，仅是问题的一面，另一面则是对后续工作的中肯建议和指明努力方向。这样的表扬才至为可贵。这也是李老为人处世的真诚所在。

  1988年冬，我们写出了《羊枣事件始末》（修正稿）一文，寄给李老再次审阅之后，他于同年11月20日来信说：“《羊枣事件始末》（修正稿）收到。仔细看了两遍之后，深佩你们写作的认真严肃的精神。事隔四十多年了，有关人员又那么分散，事件又那么复杂，但经过你们认真调查，多次修改之后，内容完全符合当时实际，这是同类作品中很少见的。让我向你们表示一个当事者应有的敬意。”

  1994年初，他闻知我们与三明市委党史研究室、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室三家联合编辑的《永安抗战进步文化活动》党史丛书已付印，即于2月14日来信提出建议和希望，给我们以极大鼓舞和鞭策。来信中说：“《永安抗战进步文化活动》丛书，正在排印，是大好事。建议你们特别重视校对工作，尽量减少错别字。现在市场一些书籍几乎每页均有错别字，没有深广的知识面，不免产生以讹传讹的后果。永安党史研究室对出版丛书，花了大力气，望能对这最后的工作付出更多的辛勤劳动，为文化界作出榜样。”

  1995年冬，我们遵照省委宣传部的部署，由我执笔撰写了一篇“福建爱国主义教育电视系列片脚本（文学本）”《抗战文化城与“永安大狱”》，他审阅后于12月7日来信说：“王一帆同志将大作《抗战文化城与‘永安大狱’》寄我，要我看看，并提意见，我看了两遍，总的印象是：永安党史办的工作十分踏实认真，在不长的时间内写出这么一份材料，确乎是难能可贵的，至于提意见，我完全同意一帆同志的看法。如能在拍摄中实践，是会有好的社会影响的。但请你们建议电视局总负责人，千万不要效《羊》剧之弄巧成拙。《羊》剧出台后，我想杨朝汉及沈强如在，必将痛哭流涕于羊枣之光辉形象的被严重歪曲。就是我们，也深感遗憾。”

  1998年6月8日来信说：“你在永安党史办，作了很好的工作。我很少见别地写的党史有你们的翔实忠诚，可见你们态度严肃，真做到了以事实为依据，绝无客里空，这是很不容易的。”

 2005年8月3日，李老又来信说：“去年以来，我萌发一个思想，想写一本命名《人间天国》的书，阐释一下共产主义建设中的一些问题，如果假我三年时间，当可完成。”这位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老一代革命知识分子至今仍然笔耕不辍。此外，他在1998年再版了他的五十多年前的自作《林黛玉的悲剧》，2001年出版了自作《个性论及其他》。

  时至今日，李品珍同志对永安山水、永安人民仍时时念念不忘，他在2006年5月2日给我的信中写道：“永安往事，时在念中，当时夏夜，萤光如织，眩人眼目。旧友如董老、颜学回、叶康参均已作古，尤令人感慨。所幸，赖永安党史办诸公潜心搜求，致雪泥鸿爪尚能再现人间，亦足以慰昔年奋斗于斯城之志士仁人。”

  一言以蔽之，李品珍同志的为人，就是这样给人以温暖，给人以力量，给人以快乐，同时他自己也拥有一个永葆青春的快乐的人生！

                                                                  2006年6月1日于上海

（原载《三明党史》2006年第6期）

注：

①   林一青：原名林萼生，湖南宁乡人。大革命时代曾入党，20世纪40年代初流亡重庆，改名林一青。1947年在广东河婆中学与王一帆等参加粤东大北山游击队，改名林乐恒。后为汕头市离休干部，现已过世。

②《永安抗战进步文化活动》，海峡文艺出版社1994年11月版，第424页、425页。

（1）养成实事求是的作风（1944.8.30）

（2）寄希望於三届国民参政会第三次大会（1944.9.6）

（3）注视湘战（1944.9.8）     

（4）德国人民的道路（1944.9.16）

（5）为民主政治进一解（1944.9.23）

（6）改善儿童教育（1944.9.28）

（7）战后怎样处置德日（1944.10.6）

（8）系念波兰盟友（1944.10.9）

（9）凌虐兵士者死（1944.10.13）

（10）根绝苟安逃避的心理（1944.10.16）

（11）如何解决波兰问题（1944.10.20）

（12）南斯拉夫的再生（1944.10.23）

（13）用一切代价保卫桂林（1944.10.30）

（14）西班牙骚动了（1944.11.3）

（15）发挥义战保卫广西（1944.11.5）

（16）罗斯福的胜利（1944.11.10）

（17）国父诞辰感言（1944.11.12）

（18）祝战时生产局（1944.11.19）

（19）国际航空会议（1944.11.22）

（20）滇西捷音（1944.11.27）

（21）清算佛郎哥（1944.11.29）

（22）戴高乐访苏（1944.12.4）

（23）论黔桂战役（1944.12.14）

（24）我们赞成公开竞选（1944.12.21）

（25）德军反攻与欧战局势（1944.12.23）

（26）完成历史的使命（1944.12.25）

（27）瞻望新生的世界（1944.12.27）

（28）展开生活态度的改变运动（1945.1.1）

（29）战后处置日本问题（1945.1.2）

（30）论东南文化建设运动（1945.1.5）

（31）祝太平洋学会开会（1945.1.6）

（32）从庸俗主义中解脱（1945.1.9）

（33）明辨是非与刷新政风（1945.1.9）

（34）今日的东南保卫战（1945.1.22）

（35）政治上起死回生的开端（1945.1.25）

（36）发扬狂气（1945.1.29）

（37）我们还需要进步（1945.2.2）

（38）论民间娱乐（1945.2.12）

（39）把感情注入一切（1945.2.16）

（40）政治纲领与政治头脑（1945.2.21）

（41）深入研究宪法草案（1945.2.24）

（42）政治家的风度与气魄（1945.3.8）

（43）论国民大会（1945.3.5）

（44）广泛地开展妇女运动（1945.3.8）

（45）中学国文教学问题（1945.3.11）

（46）国父逝世二十周年祭（1945.3.12）

（47）论提高行政效率（1945.3.16）

（48）再论东南文化建设运动（1945.3.19）

（49）论革新社会风气（1945.3.21）

（50）我们怎样进行反攻（1945.3.24）

（51）国父如何教训青年（1945.3.29）

（52）希特勒快倒不去了（1945.4.5）

（53）论文艺作者的修养（1945.4.9）

（54）东线苏军即将总攻（1945.4.13）

（55）论杜鲁门首次演说（1945.4.20）

（56）培植人类关系之科学（1945.4.22）

（57）直捣“魔窟”的大攻势(1945.4.23)

（58）增进中苏邦交（1945.4.27）

（59）新文化建设的途径(1945.5.4)

（60）杜、邱、史将举行会议（1945.5.17）

（61）关于提高行政效能（1945.5.25）

（62）免於恐惧的自由（1945.5.28）

（63）注视叙、黎事件（1945.6.1）

（64）忠告法兰西友人（1945.6.6）

（65）考古与存古（1945.6.11）

（66）世界政治的坦途（1945.6.18）

（67）西班牙往哪里去? （1945.6.21）

（68）波兰的兴亡鉴（1945.6.25）

（69）波兰的问题解决了（1945.7.3）

（70）“七七”八周年献词（1945.7.7）

 2、林洪通著《永安抗战文化史话》37至38页面《“永安大狱”被捕者李品珍》的不老人生（管其乾 摄影）

林洪通编著《永安抗战文化史话》之《赵家欣老人的走笔人生》

赵家欣老人的走笔人生

林洪通

赵家欣，福建厦门人。1935年任厦门《星光日报》记者并开始走笔人生。编著有抗战通讯特写集《今日的厦门》、《沦陷区的故事》。抗战时期撰写了大量通讯、特写、散文、杂文、时事评论，进行抗日宣传。1942年起在永安任《现代青年》、《新福建》月刊主编，是永安抗战文化活动的骨干之一。改革开放后结集出版了《风雨故人情》、《雨丝集》、《历史的情思》、《永久的思念》、《走笔写人生》、《无尽情思逐逝波》、《金婚岁月》（与谢怀丹合著）等著作。

（71）④爱国民主人士赵家欣（1992年10月）④

“我一生最大的荣耀”

1995年，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之际，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颁发给我省一位年届八十周岁的老同志“老新闻工作者荣誉证书”和纪念章，同时中国作家协会也颁发给他“以笔代枪，投身抗战”的抗战时期老作家铜匾。（他在1996年4月6日给我来信并寄了照片，信中说：“当年在永安工作过的仅王西彦、谷斯范获此铜质纪念牌。”）2005年，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中国作家协会又颁发给九十高龄的他“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玻璃钳制银匾，同时他还喜获一册《中国抗日战争简明图志》。他就是六十多年前在永安从事抗战文化活动的革命文化志士赵家欣。他应邀到北京参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大会等活动。他说：“这是我一生的最大荣耀，我由衷地感激党、政府和人民对我的关怀和礼遇！”①他之所以能获此殊荣，就因为抗战时期在文化战线上作出过卓越贡献。

奔波在闽浙赣抗日前线

赵家欣1915年12月18日出生在福建厦门岛一个贫民家庭，家景贫寒，父亲中年病逝，母亲含辛茹苦养育他和弟弟赵家鼎。

1935年，20岁的赵家欣，即参加厦门风起云涌的抗日救亡活动。他被聘为厦门《星光日报》记者。1936年11月29日赵家欣联络13位文化界青年发起了鲁迅追悼会。1937年七七事变后，他深入海防前哨、英雄岛屿采访，为宣传抗日救亡写了大量通讯报道。

1938年3月，年仅23岁的赵家欣，作为《星光日报》战地记者，②奔赴抗日前线采访。他先到武汉采访了八路军办事处负责人叶剑英。他铭记叶“真理在哪一方，青年就奔向哪一方”的教导。3月27日，在郁达夫的引荐下，赵家欣参加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大会”，聆听了周恩来、郭沫若、老舍和冯玉祥将军的讲话。它标志着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3月30日，在范长江的举荐下，他参加了“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首届代表大会”。他成为福建参加这“两会”的作家兼记者的唯一代表。随后，他与范长江等奔赴台儿庄前线采访，4月7日，到达台儿庄前沿阵地，耳闻目睹了军民浴血奋战日寇的可歌可泣事迹和残酷的战争场面，写成了《台儿庄血战记》等特写、通讯。后来在长沙采访了淞沪抗战名将张治中。

5月中旬厦门沦陷，赵家欣在1938年6月作为香港《星岛日报》特派战地记者回到闽浙赣抗日前线采访。1939年8月他与来闽采访的《新华日报》记者孟秋江共商闽浙赣抗日宣传计策。同年冬结识《前线日报》总编辑宦乡。1940年秋应宦乡之邀，赵家欣与妻子谢怀丹赴上饶，任《前线通讯社》编辑主任，谢任编辑。

在此二三年间，赵家欣奔走于闽、浙、赣各地，其间为香港的《星岛日报》、浙江的《东南日报》、江西的《前线日报》、《东南青年》、《东南经济》、广东曲江的《新军》、福建永安的《改进》、《现代青年》，福州的《闽侨月刊》、《星焰》、建瓯的《闽北日报》等报刊撰写了大量的通讯、特写、时事评论、散文、小说等，宣传抗日。自1939年7月至1942年5月，他在永安出版的《改进》月刊上发表过《血火中的旅行》、《闽浙省道中》、《台湾民众的反日斗争》、《腊尾》、《汉奸报的面目》、《从经济上看德苏战争》等文章。自1939年11月10日至1942年4月10日在永安的《现代青年》月刊上发表了《炮火声中忆麓山》、《地狱与天堂》、《伪军是怎样被迫作战的》、《宣而不战的欧战内幕》、《苏芬战争的前因后果》、《欧战新局势》、《欧战在扩大中》、《急转直下的欧洲战局》、《远东风云》、《战争边沿上的美国》、《日寇南进的步趋》、《美日关系展望》、《从“廉价求和”到“冻结事变”》、《近东回教徒的独立运动》、《怒娃的毁灭—论日寇崩溃的必然性》等文章。

以笔代枪，战斗在永安

1942年夏，赵家欣应改进出版社社长黎烈文之邀，来到福建战时省会永安，先后任《现代青年》、《新福建》月刊主编、省政府编译室编译等职。同时为《民主报》撰写社论，为《联合周报》撰写评论。他对永安抗战文化活动作出过卓著贡献。

赵家欣到永安后，在黎烈文的安排下，开始住在民权路的木屋中，第二年搬到马巷宿舍。不久小儿赵建光患阿米巴痢疾因缺医少药而夭折。后来马巷宿舍遭日机轰炸化为灰烬，最后搬到桥尾一幢小木屋栖身。此处地势较为开阔，屋前有块空地，四面围上竹篱，屋后临溪，环境清幽，称之为“寄农小筑”。这里与东南出版社、美国新闻处、省研究院等单位临近。羊枣（杨潮）、李达仁（李品珍）、王石林（王一帆）、钱念文、郑公盾、叶康参等文化界朋友常到此相聚。夏夜繁星，评述抗战，共话友情，甚感快慰。

赵家欣在永安三年多时光，主要从事如下文化活动：

1、主编《现代青年》月刊。

《现代青年》是当年永安改进出版社的六大期刊之一。该刊是综合性通俗读物，其目标是“想在各方面供给青年朋友一点知识”，“以满足其旺盛的求知欲望”，先后由卢茅居、陈培光、赵家欣等任主编。不少知名人士为其撰稿，如邵荃麟、黎烈文、卢茅居、章靳以、王西彦、许天虹、彭燕郊、高时良、光未然、丁乙、雨田等。赵家欣善于写时事评论，除未到任之前在该刊发表过十余篇论文外，他任主编后又在该刊发表了《不能一蹴而就》、《第二战场与第三战场》、《不朽的斯城》、《辽长的三年》、《送一九四二年》、《特殊的使命》等文章。該刊还先后刊登了80多位青年作者100多篇文学作品。

2、主编《新福建》月刊。

《现代青年》1942年12月停刊后，赵家欣随即到省政府编译室担任编译兼《新福建》月刊主编。《新福建》是一份省政府的综合性政刊，是宣传抗日的重要刊物之一。刊登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文艺等论著和评述，辟有省政要闻、省政史料、大事日志、杂俎、论著等栏目，还刊出特辑和专号。当时与赵家欣一起工作的有董秋芳、李由农、钱念文、叶康参等地下党员和进步文化人士。该刊曾发表过许钦文、董秋芳、赵家欣的多篇评论和文艺作品。1944年9月以后，1933年入党的著名记者、国际军事政治评论家羊枣也在该刊发表了五篇军事政治评论。

当时的省政府编译室主任李由农是国民政府省主席刘建绪同乡，曾在上饶第三战区司令部任秘书，随刘来闽，有湖南才子之称，为人比较正派，忠于国民党，但不反动，他能容纳如董秋芳、赵家欣、叶康参、钱念文（叶、钱由赵家欣介绍进入编译室）等进步文化人士在编译室工作，并同意以编译室名义与社科所合出由羊枣主编的《国际时事研究》周刊。该刊影响我国东南乃至全国，闻名国外。因而可以说，省政府编译室是永安抗战文化活动的据点之一。

这期间，赵家欣还为羊枣的论文汇编成《太平洋战争新局势》一书，由永安战时中国出版社出版。这是羊枣著作出版的第一本集子，也是他生前看到并亲自写序的唯一一本书。与此同时，赵家欣还为立达书店编辑《认识你自己》等丛书。他自己的编著《沦陷区的故事》，也由永安战时中国出版社出版。

3、为《民主报》撰写社论。

《民主报》是当时永安的进步报纸之一。几乎每天发一社论，每周发一时评。这些社论、时评的主旨是论抗战必胜，反法西斯战争必胜。也有对时局的批评建议和对社会黑暗的揭露。因而在国统区的报刊上独树一帜。1944年9月以后，在国民党福建省政府秘书长、进步人士程星龄的推荐下，总编辑颜学回聘请羊枣为该报主笔，主要是撰写社论、评论。羊枣又邀请了在永安的进步文化人士李达仁、余志宏、郑书祥、叶康参、谢怀丹、李由农、赵家欣、谌震等人撰写社论。自1944年8月底至1945年7月“羊枣事件”发生前的一年时间中，该报就发表了360多篇很有战斗性的社论或星期专论。

这期间，赵家欣为永安《民主报》撰写的社论有《惩贪奖廉，改良政风》、《由敌寇登陆闽海说起》、《动员民众的先决条件》、《胜利究竟谁属？》、《光荣与血债》、《强化机构与振刷政风》、《从太平洋到中国大陆》、《战后的太平洋殖民地问题》、《如何完成临战准备》、《居官、做事、为学》、《改善官兵生活》、《东南同胞的艰巨任务》、《略论社会现象》、《日寇的最后赌本》、《清算德日的暴行》、《除恶务尽》、《清算忠奸》、《围攻日本与华南战场》等37篇。

赵家欣所写的社论除了论述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必胜、中国抗战必胜，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外，侧重于对国民党腐败政权的抨击和对黑暗社会的揭露，唤起人们对建立人民民主新中国的向往，唤起人们继续奋斗，表达抗战胜利后人们获得彻底翻身解放的心声。

（71）⑦赵家欣获中国作家协会赠给的抗战时期老作家铜匾（1995年）⑦

   赵家欣赞扬苏联红军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功绩，在《冬季感想》（《民主报》1944年12月5日社论）中说：

“吾人倒眼见了盟友苏联在反纳粹德国的抗战中之冬季的特殊成就，在一个转危为安的冬季里站稳了脚根，在另一个冬季里给顽敌以致命的打击；嗣后每一个冬季，莫不是替希特勒德国制造更加悲惨的命运；显示苏联人民与红军的爱国情绪和行动愈益坚强的季节，在过去几年的冬季里，吾人于兴奋羡慕之余，往往也会想象着中国未来反攻摧敌的境界，虽然并不一定很客观的对于苏联之所以有那种成就的原因加以注意和考察。”

赵家欣所撰写的刊登在1944年9月4日的永安《民主报》的社论《惩贪奖廉，改良政风》中指出，要“对贪污应加惩处，对廉洁应加奖励，这是主政者应有的态度和责任，也是全国上下一致的要求。”他在分析自清朝末期至抗战以来“内忧外患”的政治形势后，对现时执政当局的腐败无能作了深刻揭露：“近年来社会风气日趋败坏，道德标准日趋衰落，人人皆以发财享受为唯一理想，洁官能吏，凤毛麟角，一般地方官吏，有的敷衍塞责，勾结豪绅，只谋保持官位，不顾群众疾苦。……至于营私舞弊，搜刮自肥的，则又到处皆是。时至今日，社会上已形成一种‘无官不贪’（特别是对县区乡）的观念。”

赵家欣在1945年3月13日的《民主报》社论《略论社会现象》中大声疾呼：

“一切旧的死亡，正所以促进新的生长。大家庭制在分解，家族观念在消蚀，地方主义在打破，劳心劳力的界限在泯除，官贵民贱的身份在转变。……社会的进步倾向在发展着，但反对势力也未尝不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譬如讲‘武官不惜死’，前线上偏偏有畏缩不前的军人；譬如讲‘文官不爱钱’，各地方偏偏有层出不穷的贪污案；譬如讲一切为国家，偏偏有官商一体的商业投机；譬如讲一切为前线，偏偏有豪商巨富在后方狂嫖阔赌，挥霍无度；譬如讲法治，偏偏有人以毁法为光荣，守法为耻辱；譬如讲保障人权，偏偏有虐婢致死……所有这些事象，都不是一个简单的良心问题，而是一个历史性的社会问题。这些社会问题的表演，正是传统的劣根性在作祟，而地方主义与人情主义又从而为之左袒。于是，自然造成是非不分，人道消亡的混沌状态。社会政治经济各方面的根本改革，快要因抗战胜利而实现了，在民主的光芒面前，残余的封建意识形态还能长久吗？”

赵家欣在《民主报》社论上这些大胆而精辟的论述，在很大程度上，从侧面回答了抗战胜利之后，中国的命运怎样？是旧中国继续存在、人民继续被压迫，还是能够诞生一个新的民主进步的中国等问题。

（71）⑩赵家欣晚年所著的6本书⑩

   抗战胜利后，省府迁回福州。赵家欣1945年10月到福州后任省政府所办的《福建时报》总编辑（后任社长）。1947年加入地下民盟。后来《福建时报》不时刊登人民解放军胜利前进的消息和国民党政权腐败无能、民不聊生的文章，为行将崩溃的国民党政权作末日写照。至1949年，作困兽斗的国民党省主席朱绍良见状大为震怒，将赵家欣免职。赵仍为厦门《江声报》写了不署名的福州已被解放军包围的消息，使人民受到极大鼓舞。

枯木逢春犹再发

新中国成立后，1951年赵家欣任省文教厅文化科科长，省民盟宣传部长，福州市人民代表，行政定级13级，成长为年青有为的领导干部。但1955年反胡风运动中受到隔离审查，1957年被划为“右派”，行政降至21级。“文革”中下放劳动，住牛棚，遭批斗。经过22年的艰苦磨难，党的三中全会后“右派”得以改正，“胡风集团”、“文革”冤屈彻底平反，重见光明，行政级别恢复并提为12级。他没有任何个人所求，只有无私奉献。

此后，虽从花甲到年迈，却笔耕犹勤，收获更丰，但这绝不是偶然的。

赵老在1981年出版的《风雨故人情》一书的后记中写道：“每当我怀着悲愤的心情为怀念那些跋涉在漫长而坎坷的人生道路，在种种劫难中过早地离开人世的朋友而执笔时，不由得激起对日本法西斯、国民党反动派和林彪、‘四人帮’的满腔怒火。斑斑血泪，记录着中华民族的苦难历程，灿烂光辉的岁月，得来不易呀！……他们热爱祖国、民族的深情执着，追求真理的坚贞不屈，嫉恶如仇的高贵品质，为中国的文学艺术和新闻事业留下不朽业绩，深深铭记在我的心里。今天，我已满头霜雪入暮年，江山妩媚故人稀，回首前尘，情不自已。在记忆尚未完全衰退之前，追忆这些朋友的业绩与友谊，文章虽嫌粗浅与单薄，记述的往事容有片面和疏忽。倘若她有助于年青一代对中国知识分子在各个历史时期所经历的艰辛途程有所理解，因而珍惜美好的今天，致力于更加美好的明天，在我来说，就是尽了一片心意。”赵老在27年前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20多年来，他居然写了500多篇作品，选编出版了7本书籍，这是常人难以想象和做到的。真是“枯木逢春犹再发，人有两度再少年”。

高尚的心灵，真诚的帮助

赵家欣对永安抗战文化史料的征集、研究、考证、核实、宣传、利用等项工作，曾给以极大的关心、支持和帮助。他的支持是长期的、自始自终的、真心实意的。1983年永安开始征研抗战文化史料，我和同事到福州采访的第一位老同志就是赵家欣。他送给我的第一本资料书是《风雨故人情》。在此后的20多年频繁交往中，他的无私奉献精神和高尚人格深深感动了我，激励了我。

经过一年多征集资料，我们将史稿《抗战时期永安进步文化活动》综述第三稿寄赵家欣审阅。赵老于1984年12月31日来信说：“三稿初读一遍，比前稿好多了。经与叶康参同志商谈，建议有些地方不必写得太细，可以略事删削……你们不辞劳苦，花了一年时间，写了一份很有分量，十分有意义的史料。你们的精神值得钦佩、学习。”并说：“85年纪念羊枣事件四十周年和抗战胜利40周年，不知永安有无什么活动，信中望告。”这时，永安市委和党史部门正积极准备召开永安抗战进步文化活动学术讨论会。

1985年9月，永安进步文化活动学术讨论会在永安顺利召开。赵老除了提供很有份量的史料之外，还在会上对于如何实事求是地评价历史人物、如何看待党对永安抗战文化活动的领导、如何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等等问题，发表了很有价值的意见。事后，我们认为有必要把“羊枣事件”的全过程搞清楚，于是写出《羊枣事件始末》一文寄他审阅，他于1987年5月27日来信说：“《羊枣事件始末》读了二遍，整理得很好，很完整。我个人见闻有限，仅就所知，把认为一些需要补充、修改以及可能打错的字，从头开列，供参考。还望广泛征集当年在永安的老同志的意见，把文章修改得更完整。”这样一篇近2万字的史稿读了两遍，说明他助人的真诚。

我们于1988年出版了一册《抗日战争时期永安进步文化活动学术讨论会专辑》，寄给赵老阅后，他于同年10月22日给我来信写道：“《学术讨论会专辑》已收到，今日又收到勘误表……59页注1当时在永安的地下党员，提到几十个人名字，其中有的我不认识，大部分人我是熟悉的。如苏节、何柏华、郑书祥、周左严。而叶康参名字未列入，他是1934年入党的，38年、39年在南平负责编印中共闽江工委领导的《老百姓》。陈矩孙、黄卫世逝世前解决党籍问题。张立（魏然）和柯泳仙至今似尚未恢复党籍。在美国新闻处的彭世桢（已去世）、郑公盾都是党员，未被列入。谢怀丹是早期党员，现在党籍问题已解决，也未被列入。郑公盾是48年重新入党的。当时情况各人不同，但大部分是失去组织关系的。就是羊枣也是‘文革’后才由周扬证明是三十年代入党的。至于何柏华，当时也无组织关系，直至去世前没有恢复。49页大湖永安师范学生运动，提到何是党员，不符事实。因为这是严肃问题，所以提供你参考……此书虽有若干排印错误或与事实有出入的地方，仍不失是一册有史料价值的资料。感谢你们的努力。”他就这样对该书进行认真的核实订正。

对永安抗战文化活动的宣传方面，赵老亦尽其心力。1991年6月，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我们筹备设立“永安抗战进步文化活动陈列室”时，赵老就提供了资料，并来信作指导。当他看了陈列室《解说词》后，于1992年2月5日给我来信说：“陈列室的建立，对后代进行革命传统教育，意义尤其重大。”并说：“永安进步文化活动陈列室”是个长期、固定展览，解说词中几个地方有出入，附寄所看到的，供参考。我希望有生之年，能与一些健在的老同志旧地重游，并参观这一极富历史意义的展览。”1992年9月21日又来信说：“陈列室展示的《抗战时期到永安工作活动的地下党员名单》，应慎重审核。如姚勇来，在台和大陆熟悉他的朋友，一再核查，都不能肯定姚曾参加过组织。人物简介，也须慎重核对。”赵老就是这样一次又一次地来信订正史实的。直至2006年6月10日他还来信惦记此事：“永安纪念馆悬挂六名中坚人物照片，缺黎烈文，我已找到黎照片，不记得有否告知永安补进。”

由于《民主报》社论不署名，为了弄清撰写社论的实际作者，1992年10月上中旬，我们邀请了赵家欣、李品珍、王一帆、徐昭华四位老同志来到永安，进行考证、辨认。在此之前，赵老得知此事，十分高兴，故于1992年2月5日，给我来信说：“得知《民主报》社论已拍成照片，并将放大，收集工作不易，感谢你和永安党史办同志的辛勤努力。永安时期，是我们永难忘怀的岁月。你为保留这页光耀千秋的历史，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于是，赵老与李老他们根据当年撰稿人各自独特的写作风格，笔锋所向，加之细致的回忆，然后才郑重地审慎地确定每篇社论出自谁的手笔。李品珍当时就指出：“一般来说，这些社论水平均较高，其中不少卓见，如谌震关于孔子的社论以及本人论生活态度的社论，当时即有较大社会影响。”这项工作，如果不是赵家欣和李品珍等当事见证人的考证认定，就无法确定羊枣等在永安撰写文章的篇目和数量。因此，这一辨认、考证成果，是对永安抗战文化史资料征集工作所做出的特殊贡献。

《民主报》社论作者考证、辨认工作结束之后，他们参观了“永安进步文化活动陈列室”。赵老回福州后，以《一部教育后代的活书—抗战时期永安进步文化活动陈列室观感》为题，在1992年12月22日的《福建日报》第7版发表长篇通讯。文中说：“深秋十月，我和在广州、汕头的两位老友，应邀重访永安，参观了中共永安市委党史研究室、市文化局等5单位联合举办的长期展出的‘抗战时期永安进步文化活动陈列室’。在宽敞的大厅里，我仿佛回到了40多年前的永安，眼前出现的是那些熟悉的人和事。丰富的资料和图片介绍了在1938年5月到1945年10月的艰难岁月里，进步文化活动和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的光辉历程，它是一部记载历史，把光荣的革命传统传之后世的形象化活书。”“这种人文荟萃、文化发达的现象，在烽火连天、山河破碎的年代，除了重庆、桂林外，是很少见的，因而山城永安成为战时东南半壁文化名城”。“陈列室以‘抗日战争全面胜利’、‘40年后的回顾’和‘永安进步文化活动的历史意义’作为结束。结束语说，党与非党的革命知识分子在永安进步文化活动中的贡献和忘我献身精神将永放光芒”！“陈列室还介绍了两位比较开明的国民党省主席，一位是解放前夕策动起义未果被蒋介石杀害的陈仪，一位是1949年8月在香港发表‘脱离国民党宣言’的刘建绪”。这样，赵家欣以这篇《观感》向全省人民报道了永安抗战文化活动陈列室的存在。

1993年，我主编了拟由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羊枣事件》一书。其中，有一篇《杨潮案件的前前后后》的文章，曾于80年代在某全国性大报上发表过，且撰稿人是著述颇丰的历史学家。他的这篇文章本应收入《羊枣事件》一书。然而，该文经赵家欣、李品珍、王一帆等同志审阅考证，严重失实。他们三人均系亲历者、见证人，详细指明该文的失实之处。赵家欣1993年3月6日给我的来信中也特别指出该文作者当时不在永安，文章内容，特别是第一部分与事实很多出入。赵老列举了该文有9处重大失实之后说：“这类事例，还有不少，请慎重考虑。此书既公开发行，对所有文章，务请核实处理，以免和电视剧《羊枣之狱》一样，闹出笑话。”

1995年秋，根据省委宣传部的部署和三明市委党史部门的安排，我执笔编写了供福建电视台使用的爱国主义教育电视系列片脚本《抗战文化城与永安大狱》，赵老审阅2万字的稿子后于1995年12月2日来信说：“电视系列片脚本经耀民同志详细作了一些改动，并提出若干修改意见后送给我。我反复看了两遍，在耀民同志没有提到的地方，用钢笔在原本上作了个别的改动和提了几点建议，并送章老审阅。我基本上同意耀民同志的修改和所提意见。但关于片名问题，我的看法是，脚本以过半篇幅叙述、介绍永安从抗战初期起的进步文化活动，说明永安是怎么成为战时东南文化名城。羊枣是抗战后期到永安的，虽然时间不长，而贡献最大，甚至牺牲在战斗岗位上，是永安文化战士中最突出的一位。他的名字和永安文化城是分不开的。”他建议片名改为“永安文化城与羊枣之狱”。                                            

1996年1月21日，赵老再次来信说明对电视脚本修改稿的看法和意见，指出：“电视系列片脚本经采纳各位老同志的修改意见，已较前稿完整。但再次提出一些修改补充意见。”到4月6日，赵老又给我来信说：“电视片脚本第二稿，看了觉得已比前稿好，吸收了老同志们的意见，作了一些增删。大家都希望能慎重从事，尽可能完善，既真实反映历史事实，又能起教育后代的作用，成为一部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良好教材。”这充分体现了赵老对这一纪念活动的关切和支持。                                                                                                                                                                                                                                        

时至2006年11月1日，赵老来信对《羊枣烈士的后代》一文提出了十分宝贵的修改意见。我以为这是赵老以独特的方式，在90高龄之后，仍在从事文化工作，继续着他的灿烂的走笔人生。赵老就是这样真诚地帮助我们工作的一位高尚老人。他对待历史是何等的严肃认真，何等的负责！真是我们后人学习的榜样。

（71）⑨赵家欣、谢怀丹在永安进步文化活动学术讨论会上的题词⑨

结束语

2005年11月，我在上海小住时，91岁的赵老给我寄来了由危砖磺撰写的介绍他生平事迹方面的传记文学《年方九十》和他的作品《永久的思念》两本书。我十分感激他对我的深情厚谊。翻阅了两书的篇章，更加加深了我对他的崇敬之情。正如我在1984年征集抗日战争时期永安文化活动的史料过程中读到他第一次送给我的《风雨故人情》一书时的感奋和崇敬心情一样，深受教育和启迪。

更加令我惊讶的是，他所著的《永久的思念》一书竟然是由远在山西而又从未见过面的文友编辑和出版的。这就足见他的文章和为人的影响力和感染力的广泛和深远。恰如《年方九十》的作者所言：“从赵老身上，可以看到中国一代知识分子的缩影。”

2006年春节期间，我到福州、长乐探亲时拜望了赵老，这时他虽已91岁高龄，但仍然神采奕奕，谈吐自如，并同我合影留念。这也说明，我们之间共同努力所做的工作是很有意义的，我们当时的合作是非常愉快的，也是十分珍贵的，

2012年春节期间，我到福州、长乐探亲时再次拜望了赵老，这时他虽已98岁高龄，但仍然神采奕奕，并再次同我合影留念。他仍谈吐自如，只是耳背较甚，但用文字书写交流，他思路十分清晰。他念念不忘伴随他一生的爱妻谢怀丹同志，2012年是谢怀丹逝世20周年，嘱我写篇文章表示纪念。早在2008年10月，他就将新出版的谢怀丹散文选《木棉花又开了》赠送给我了，这也说明我们之间的情谊永远留在心间，永远不会湮灭。

                                                  2008年6月写于上海

                                                  2012年6月改于上海

                                     （原载《福建党史》月刊2009年第1期）

注释：

①朱开平：《“勿忘国耻，振兴中华”—访从北京载誉归来的赵家欣老人》。

 

附：赵家欣在永安发表的部分著作目录

［资深记者赵家欣在永安发表的文章众多，这里所列的目录仅是其中的一部分。］

1、血火中的旅行                       《改进》1卷8期（1939.7.16）

2、闽浙省道中                         《改进》2卷4期（1939.11.16）

3、台湾民众的反日斗争                《改进》2卷10期（1940.2.16）

4、腊尾                               《改进》2卷11期（1940.3.1）

5、汉奸报的面目                       《改进》3卷11期（1940.9.1）

6、从经济上看德苏战争                《改进》6卷3期（1942.5.1）

7、人类的最后关头                     《改进》6卷7期（1942.9.1）

8、弘一法师的生平                    《改进》6卷9期（1942.11.1）

9、论欧非战局                         《改进》6卷10期（1942.12.1）

10、炮火声中忆麓山                   《现代青年》1卷1期（1939.11.10）

11、地狱与天堂                        《现代青年》1卷2期（1939.12.10）

12、伪军是怎样被迫作战的             《现代青年》1卷4期（1940.2.10）

13、宣而不战的欧战内幕               《现代青年》1卷5期（1940.3.10）

14、苏芬战争的前因后果               《现代青年》1卷6期（1940.4.10）

15、欧战新局势                        《现代青年》2卷1期（1940.5.10）

16、欧战在扩大中                     《现代青年》2卷2期（1940.6.10）

17、急转直下的欧洲战局               《现代青年》2卷3期（1940.7.10）

18、远东风云                          《现代青年》2卷4期（1940.8.10）

19、战争边沿上的美国                 《现代青年》2卷5期（1940.9.10）

20、日寇南进的步趋                    《现代青年》3卷2期（1940.12.10）

21、美日关系展望                     《现代青年》3卷4期（1941.2.10）

22、从“廉价求和”到“冻结事变”      《现代青年》3卷5期（1941.3.10）

23、近东回教徒的独立运动             《现代青年》4卷2期（1941.6.10）

24、怒娃的毁灭—论日寇崩溃的必然性    《现代青年》5卷6期（1942.4.15）

25、不能一蹴而就                      《现代青年》6卷4期（1942.8.15）

26、第二战场与第三战场               《现代青年》6卷5期（1942.9.15）

27、不朽的斯城                        《现代青年》6卷6期（1942.10.15）

28、辽长的三年                        《现代青年》7卷1期（1942.11.15）

29、送一九四二年                     《现代青年》7卷2期（1942.12.15）

30、当前的物价问题                    《联合周报》创刊号(1944.2.5）

31、论中原战局                        《联合周报》15号（1944.5.13）

32、读书的目的                        《联合周报》25号（1944.7.22）

33、有苦共尝                          《联合周报》2卷5期（1944.9.23）

34、不能再沉闷下去了                 《联合周报》2卷8期（1944.10.14）

35、事业与职业的统一                 《联合周报》2卷9期（1944.10.21）

36、生活就是斗争                     《联合周报》2卷10期（1944.10.28）

37、怎样改革职业环境                 《联合周报》2卷11期（1944.11.4）

38、在工作中学习                      《联合周报》2卷12期（1944.11.11）

39、怎样选择你的朋友                 《联合周报》2卷13期（1944.11.18）

40、读书的态度                        《联合周报》2卷14期（1944.11.25）

41、读书与救国                        《联合周报》2卷15期（1944.12.2）

42、怎样读古书                        《联合周报》2卷16期（1944.12.9）

43、读外国书还是本国书               《联合周报》2卷17期（1944.12.16）

44、惩贪奖廉改良政风                 永安《民主报》（1944.9.4）

45、向国民参政员献言                 永安《民主报》（1944.9.15）

46、由敌寇登陆闽海说起               永安《民主报》（1944.10.3）

47、动员民众的先决条件               永安《民主报》（1944.10.11 ）

48、加强动员与抗敌自卫               永安《民主报》（1944.10.24.）

49、从缅甸独立说起                    永安《民主报》（1944.11.1）

50、胜利究竟谁属？                    永安《民主报》（1944.11.8）

51、光荣与血债                        永安《民主报》（1944.11.11）

52、东南文化自给的问题               永安《民主报》（1944.11.15）

53、扩大新闻自由运动                 永安《民主报》（1944.11.24）

54、论救济华侨                        永安《民主报》（1944.11.28）

55、联合视导的当前任务               永安《民主报》（1944.11.30）

56、冬季感想                          永安《民主报》（1944.12.5）

57、太平洋战争现势                    永安《民主报》（1944.12.16）

58、强化机构与振刷政风               永安《民主报》（1944.12.21）

59、从太平洋到中国大陆               永安《民主报》（1944.12.29）

60、波兰问题的新阶段                 永安《民主报》（1945.1.4）

61、结束战争的攻势                   永安《民主报》（1945.1.18）

62、战后的太平洋殖民地问题           永安《民主报》（1945.1.24）

63、新闻自由与新闻政策               永安《民主报》（1945.1.28）

64、彻底改善役政                      永安《民主报》（1945.1.31）

65、镇静处常沉着应变                 永安《民主报》（1945.2.28）

66、如何完成临战准备                 永安《民主报》（1945.2.14）

67、居官、做事、为学                 永安《民主报》（1945.2.20）

68、改善官兵生活                     永安《民主报》（1945.2.28）

69、东南同胞的艰巨任务               永安《民主报》（1945.3.7）

70、略论社会现象                      永安《民主报》（1945.3.13）

71、日寇的最后赌本                   永安《民主报》（1945.3.22）

72、印度应该独立                      永安《民主报》（1945.4.4）

73、清算德日的暴行                   永安《民主报》（1945.4.12）

74、论纳粹的“保卫祖国”             永安《民主报》（1945.4.19）

75、除恶务尽                          永安《民主报》（1945.5.2）

76、南洋华侨复员问题                 永安《民主报》（1945.5.16）

77、光复福州                          永安《民主报》（1945.5.21）

78、发扬朝气与扫荡暮气               永安《民主报》（1945.6.20）

79、清算忠奸                          永安《民主报》（1945.7.2）

80、围攻日本与华南战场               永安《民主报》（1945.7.6）

81、与敌人争取华侨                    曲江《新军》（ 1940.2.01）

82、台湾海峡对岸“皇军”的两只泥脚    曲江《新军》（1940.5.16）

83、从北欧的形势                      曲江《新军》（1940.6.16 ）

84、太平洋现势                        上饶《东南青年》（1941.9.1）

85、从经济上看德苏战争                上饶《东南经济》（1941.12.15 ）

86、“别有用心”                       金华《东南日报》

《笔垒》第1046期（1942.3.25）

87、北非之战与第二战场                南平《东南日报》（1942.11.16）

88、北非之战与第二战场(续)            南平《东南日报》（1942.11.17）

89、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南华侨地位的变迁  南平《东南日报》（1942.11.23）

90、三个女同事                        南平《东南日报》

《笔垒》第1234期（ 1943.1.23）

91、三个女同事                        南平《东南日报》

《笔垒》第1235期（ 1943.1.24）

92、第二次相逢                        南平《东南日报》

《笔垒》第1267期（ 1943.3.4）

93、疯子篇                            南平《东南日报》

《笔垒》第1882期（ 1944.6.21）

94、生活在友谊中—给一个未见面的朋友  南平《东南日报》

《笔垒》第1539期（ 1944.1.14）

林洪通编著《永安抗战文化史话》51页的《赵家欣老人的走笔人生》

林洪通著：从“永安大狱”中磨练出来的文史战士王一帆

“心逐江潮奔三楚，神驰泰岳问九天”

──一位从“永安大狱”中磨练

出来的文史战士

林洪通

九十征尘过时光，几度风雨作战场。

坎坷半纪克艰苦，求实三思注篇章。

岁月空度感愧疚，怨尤无心幸自量。

欣看和谐春潮涌，以人为本迎朝阳。

这是今年92岁高龄的汕头市离休老干部王一帆同志，在2005年8月17日给我的来信中所附的诗篇。他是在62年前在“永安大狱”事件中被国民党顽固派逮捕入狱，再从“永安大狱”中闯出来的一位坚韧的文化战士。正是因为在永安被捕过，故在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被审查、被斗争。审问者反复追问他说：“羊枣都死了，你怎么没有死？你是怎样出狱的？”①这样啼笑皆非的逼问，他淡然一笑，不屑回答。如今，正当党中央作出构建和谐社会重大决策之后，再读这首诗，倍感亲切。

王一帆，笔名王石林、于帆、海丁、一帆，四川中江县人。他1916年生，1932年加入地下共青团。他1935年春在国民党清党时被捕入狱40天，母亲病危，由家人保释出狱，母亲病逝埋葬后避往成都，经介绍入川军当文书。七七事变后，随川军到河南，后辗转京杭、皖南、江西前线，组织剧团宣传抗日。1939年9月，他被上司指控为思想“左倾”而遭囚禁。他1940年5月又被疑有“异党”行为被逐出军队。6月，他经友人介绍到湖南衡阳力报社任记者、编辑，遂与地下党员孟月秋（即孟树德）、余志宏相识，建立了联系。他1941年11月到桂林，先后在两所中学任教。他1943年10月应建设导报社长谌震之邀，与李品珍同到福建战时省会永安，任《建设导报》采访部主任兼国际版编辑。在这期间，撰写了国际时事评述文章在该报发表，影响广泛。例如，当国民党顽固派乘第三国际解散之机，叫嚣“解散共产党”，“取消陝甘宁边区”、掀起反共磨擦时，他撰写了《国际一年》的评论文章，引述斯大林答路透社驻莫斯科记者的复函，指出共产国际的解散，并不是各国共产党的分裂，而是实施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策略。它有利于盟国盟军的作战，有利于各国共产党按照本国的实际情况独立自主地进行并肩战斗。这就有力地驳斥了国民党顽固派的无耻滥言，消除了人们的误解和忧虑。他写这篇文章时，年仅27岁。

《建设导报》停刊后，他于1944年3月经谌震推荐到漳州任《闽南新报》总编辑。其间，又撰写了《湘桂战场敌寇的动向》、《德国的挣扎》、《向东京、柏林进军》等时事评述文章，用犀利的笔触，阐述反法西斯必胜、抗战必胜的真理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将一张恹恹若死的报纸办得热火朝天，轰动了闽南一方”。②他于1945年3月返回永安，任东南出版社第三任经理。继承和发扬了前两任东南出版社经理李达仁、李力行的艰苦创业精神，把出版社办成重要文化阵地。同年7月在“羊枣事件”中被捕。（东南出版社被国民党反动派错认为是中共福建省委的机关单位，因此很是重视，派6个特务包围、搜查，将王逮捕），1946年4月获释，7月绕道香港转入粤东揭阳河婆中学任教。1948年春，又被国民党反动当局列入黑名单，并遭到追缉，他毅然将出生5个月的女儿寄养在农家，与妻子徐昭华连夜上山打游击。他不久即担任中共潮汕地委机关报《团结报》副社长兼总编辑。他同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十年追求入党的愿望终得实现。

解放后，在肃反、反右、“文革”中均受审查。从1955年开始，在极左思潮影响下，被诬为“特嫌”、“反革命”，横加“与敌为友”、“为敌服务”等莫须有罪名而被关押、批斗，强迫劳动，下放农村，直至被贬回老家当农民，以至粮尽柴光，生活陷入困境，不得不在1972年底的冬天上北京找党中央申诉。这段坎坷经历达25年之久。在他最痛苦时，写下两句令人非常感动的诗句：“心逐江潮奔三楚，神驰泰岳问九天”。然而，“他并没有放弃自己的信念，而是在逆境中挣扎、抗争、追求，……直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于1979年得以平反昭雪，落实政策，恢复党籍和工作。这时他已是63岁的老人了，但他仍以战士的姿态，不懈地在党史工作岗位上开始了新的征程。在这位老共产党员、老文化工作者身上，深刻地表现了中国进步知识分子正直、善良、忠诚、热爱光明、献身信念、不屈不挠的可贵品质。”③

永安抗战文化史征研的最早倡导者

1983年，根据上级部署，三明和永安共同抽调人员全面征集史料。11月，王一帆在百忙中亲自来到永安，关心和指导我们开展工作。他深知，这样重大的一个历史事件，这样复杂的一个党史专题，单靠一个县级党史机构一二个工作人员的力量，是无论如何也难以完成任务的。于是他竭尽全力帮助我们出主意、找线索、作调查，并力促我们实现县、市、省三级联合工作。1983年11月22日王一帆给三明市委党史办的信中写道：“这次到永安，小住二日，进一步了解到中央及省对永安在抗日时期的革命文化活动及永安事件都极为重视。我作为当事人之一，是很感动的。永安同志和你们已作了不少工作，收集了不少材料，但要最后完成这一专题，还需要做大量工作。建议您们考虑，除组织市、县一级的党史队伍的力量外，应尽量争取离退休的当年参加活动的同志加入这一工作队伍。”

他在信中还说：“你们打算在永安举行一次党史座谈，以抗日时期党在永安的革命文化活动为中心，以纪念毛泽东同志九十诞辰，这个设想我是赞成的。邀请一些老同志来，也有助于工作，是有意义的聚会。”并说：“你们的工作，是党的工作之一，我是全力支持的，懂得它的重要性。”此后，他写了一首七绝：

为寻旧梦访燕江，一番风雨几度霜；

当年盛迹多已杳，喜看山城换新装。

参与策划党史座谈会

王一帆利用出差各地的机会，千方百计寻找当年在永安工作的同志接洽联系，研究、探讨永安抗战文化活动党史资料的征集问题。他出差回汕头后，1983年12月15日，即给三明市委党史办写了一封长信，说：“这次外出，在上海、长沙等地，见到了周左年夫妇、谌震等同志，对你们负担的永安文化活动专题，如何看法，交换了意见，也与在福州的叶康参同志书信交换了意见。”根据各方意见，他在信中向我们提出了如下建议：

这个党史专题的写作，可分两步走：

参与设计学术讨论会

永安学术讨论会的总结发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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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9月，在抗战胜利40周年之际，有来自五省二市（北京、上海）的32位老同志，“头上披着白雪，心里充满青春”，来到久违的山城永安，参加“抗战时期永安进步文化活动学术讨论会”。由于王一帆协助对这次学术讨论会作了周密筹划，使会议获得圆满成功。同时，他所撰写的一万八千字的《永安狱中记》和一万三千字的《永安事件中的东南出版社》提交会议交流。会议结束前，他受领导小组的委托，代表与会老同志，作了深刻、生动的总结发言。他说：

“老同志们对永安的一山一水，对永安的人民，有着深厚的感情。要十分感谢永安市委和三明市委为老同志创造了这样好的聚会条件，感谢福建省委和省征委几年来重视永安这个专题，特别感谢永安市委党史办，在三明市委党史办的协助下，作了大量征集研究工作，编写出一、二、三、四稿概述，为这次学术讨论会打下了很好基础。没有永安市委党史办同志们辛辛苦苦、扎扎实实的工作，要开好这个会是很困难的。不少老同志一再委托我要在大会上表达我们对永安市委党史办、永安市委、三明市委及省征委的感谢。永安专题在三年的征集、研究、编写过程中，认识上在不断深化。永安市委党史办和三明市委党史办的同志付出了巨大的劳动，他们从知之不多到知之甚多，从不了解情况到了解情况，从局部到全局，从一般到特殊，从全过程中找出了永安进步文化活动的重大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可以说，经历了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经历了征集─认识─再征集─再认识这样不断深化的过程，达到今天这样的基础是很不容易的，是很有成绩的。”

他在为我们总结三年党史征研成果后说：

“永安专题，从工作发展进程看，经过了三个阶段。1983年开始到1984年3月福州会议前为第一阶段。1985年5月以前为第二阶段。1985年起，省征委进一步关心这一专题，组织了研究、讨论。5月10日省征委领导成员张次愚同志的研究发言和省征委几位领导同志的讲话，对永安专题的认识又深化了一步，并引起史学界、专家、学者的注意，对这一专题进行研究、探讨，以期找出它的内在规律和它在整个革命斗争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这次学术讨论，无疑可以推动永安专题的进一步完善。”

他在总结永安抗战文化活动的历史意义时说：

“多数同志认为：从永安进步文化活动的实质和客观的社会效果看，在七年中，永安进步文化活动解决了或努力解决着在八年抗日艰苦斗争过程中，广大爱国进步青年和民主爱国人士普遍关心的三个重大问题，即：1、抗战的前途怎样？包括能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怎样才能战胜？怎样支持抗战？谁在全面抗战？谁在片面抗战或阻挠、破坏抗战？2、抗战胜利之后，中国的命运怎样？是旧中国继续存在、人民继续被压迫，被一党专政，还是能够诞生一个新的民主进步的中国？3、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以后，世界将走向何方？永安进步文化活动七年的斗争，它的各个阵地以及各项精神产品，都在不同程度解说或有力回答以上三个问题。”

这个总结报告在阐述永安抗战文化活动中党的领导问题时指出：

“在党的抗日救国统一战线旗帜下，聚集在永安的共产党人（据统计，先后有60多名共产党员到永安工作过─笔者），坚决执行党的统战方针，通过各种形式，主动地、积极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利用国民党的一切合法机构、阵地，艰苦斗争，人自为战。在总的抗日救国目标下，分散工作，又使分散工作的作用，汇合于总的目标的要求，这充分表现了党的政策领导，路线、方针的领导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灵活运用的成果，也表现了党与非党爱国民主人士、革命知识分子、革命青年的自觉斗争行动。”

在谈到永安抗战文化活动的现实意义时他认为：讨论会应在以下三点给予认真考虑和研讨。

1、要认真、正确地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永安抗战文化活动一条最重要的经验，就是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才使抗战文化活动在惊涛骇浪中坚持七年，取得很大成就，对革命事业作出不朽贡献。这对于第三次国共合作，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永安抗战文化活动的进步作用，充分证明革命文化的巨大力量。 这对于今天如何尊重知识，如何建设具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也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3、旧中国的革命知识分子，由于一百年来所处的被侵略、被耻辱的地位，他们具有强烈的爱国精神和英勇献身精神，这在永安抗战文化活动中和永安大逮捕中得到了充分的证明。他们的精神，值得今天投身四化建设的知识分子加以发扬，值得青年一代学习，更可一洗对知识分子的极左偏见。

编辑永安抗战文化史丛书的倡议者

在以王一帆为代表的一批当事人的积极倡议下，1985年的学术讨论会决定正式编辑“永安抗战进步文化活动”党史资料丛书。我们即着手编辑工作。由永安、三明、省三级党史部门抽调的人员集中福州进行编辑。并聘请章振乾、李品珍、林子力、王一帆为顾问。王和其他几位顾问一样，对编书工作极其关切。他虽远在汕头，但经常通信联系。他在1986年12月15日给正在福州编书的邓家焕写信说：“知编书工作的进展及存在问题。从来信看，现在存在的问题有两类，一是经费、人力、资料等具体问题，这需要省、三明市、永安市领导及党史部门的重视解决；一类是属于指导思想问题。搞历史和党史，最根本一条是要实事求是，求实存真，不能脱离当时的全国、全省的政治形势与条件。要从当时的条件、党的方针政策和主客观情况研究，不能用今天的眼光、角度去衡量，这是一。其次，衡量真理的标准，一定要从实践本身去衡量，即当时永安进步文化活动所取得的效果来衡量，不能用某人有什么看法，或权力、地位来影响、攺写历史。如果指导思想上不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来研究一定时间、一定空间下的历史，那就一定得不到正确的答案，那就一定会争论不休，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了。根据实事求是，不因权力、地位来改写历史，从实践观点来看待历史，您提出的几个问题是容易解决的。比如说，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是不是就可以完全否定？资产阶级社会也有许多宝贵的属于全人类需要的文化遗产，也不能全部否定；中国封建社会的许多文化，也不能全盘否定，有的还值得批判的继承。”

（54）③王一帆（王石林）在永安抗战进步文化活动学术讨论会上的题词④

永安学朮会议《专辑》的宣传者

1987年夏天，我曾给王一帆去信请教我要编辑一本85年学朮讨论会专辑的设想，他于1987年7月10日给我来信说：“85年9月永安学朮讨论，是值得编一个专辑的，两年没有动静，不知何故？原来有些曲折，现在既有条件，编一个纪念专辑，是很必要的，我完全赞成。……纪念专辑内容的学术论文部分，可与邱文生同志商量下，以尽可能不与丛书重复为好。但必要的重复时，有几篇主要的重复一下，我看问题不太大。” 1988年，我们编辑完成了《抗日战争时期永安进步文化活动学朮讨论会专辑》一书，内部出版发行。他收到该书后十分高兴，立即汇款购书30多册，分送他的友人和有关单位。1988年9月5日他给我来信写道：“得8月29日信，很是高兴。《永安进步文化活动学术讨论会专辑》，在永安党史办和你的积极努力下，终于出书，将几年征集、研究和探讨的结果变为成果，这对史学界、文化界研究永安进步文化活动，必将产生积极的影响，对当年从事进步文化活动的健在同志和已去世的同志，也是一种很好的纪念。为你们努力的成果祝贺。”并写道：“永安进步文化活动和永安事件，是我一生中的重要历程之一。在当年，毫未估计到它对后来我的生活影响之大。解放后‘左’的影响，因被捕问题，审查了多年，戴了各种帽子。虽然只有几年就清楚了，但并未承认当年斗争是党领导的、进步的、对革命有贡献的。现在虽然清楚，但还大多数人不知道。我置30多册，绝大部分是寄赠当年及后来关心这一事件的同志。”12月13日，他又给我来信说：“出的专辑，一定会受到实事求是的评价。我在广州看到此书时立即送一本给李品珍同志。他看后，也说编印得好。过去几十年那样一段光辉历史，理应得到应有的评价，而这个工作的确不易。你们，尤其是你，花了心血，但也炼了胆识，抓了关键。”

我们编印此《专辑》，是永安党史办出的第一本资料书，后来引起党史界和老同志的强烈反响。主要原因在于1985年召开的学朮讨论会是一次很成功的会议。这里倾注了王一帆的大量心血。

《羊枣事件始末》党史专题的催生者

当我们于1987年5月写完《羊枣事件始末》一稿印发征求意见以后，王一帆于1987年5月29日给我来信说：“《羊枣事件始末》专题收到并认真读了二遍。这是写得很好的一篇专题。在收到此稿之前，我写了七千字左右的意见给永安专题的编委会同编辑小组，对概述和回忆资料等方面，提了比较详细的意见。……看了你们写的这篇《羊枣事件始末》，我感到高兴，应该有这样比较全面、比较系统的专题来介绍这一重大事件。从你们这一成果，可以看到你们在研究和编写专题上有了很大的进步，为你们高兴和祝贺。……这篇稿子，除了一些小的方面弄准确一点外，在结尾部分再写深一点，我看是可以定稿了。结尾部分感到还不够。我建议，在结语之前和营救难友之后，加一小段，用“大逮捕阻止不了历史的发展”为题，主要目的，在于表达永安大逮捕不是永安进步文化活动的结束，而是用永安进步文化活动的精神在更广大的范围内开展斗争。永安进步文化活动，缺乏一个统一的党的组织，人们在党的方针、路线下工作，各自为战，目标一致，其实质还不能说是运动，而只是活动。活动能达到这样高的成果，这就了不起，这就是特点和可宝贵之处。”

东南大案羊枣狱，卌年奇冤如海沉！

爱国有罪禁囚死！媚敌无耻官位升。

方生未死⑤指道路，评军论政助眼明。

雄鸡再唱天又白，欣闻暮鼓晨钟声。

历史真相的维护者

在王一帆等一批当事见证人的大力支持帮助下，我们的工作所取得的部分成果，得到有关新闻文化单位的极大关注。省电视台还专门制作了《羊枣之狱》四集电视剧，但由于事先缺乏沟通，出了一些错误，甚至有的歪曲了历史，损害了羊枣烈士的声誉。1990年11月4日，王一帆写了《请尊重历史，不要篡改历史──看电视剧〈羊枣之狱〉》的文稿寄给我们。对此文稿，我当时并没有作任何处理而归档了。原因是鉴于章振乾、赵家欣、谢怀丹、陈耀民四位当事老同志已写过类似内容的文章，并已在有关报刊上发表。不过王一帆的这份文稿更加简练和集中，一针见血地指明该剧歪曲历史，严重失实之所在，并进行客观的中肯的分析和劝戒，使人有心悦诚服之感，今天读来依然受益良多，摘要如下：

反映抗战时期福建战时省会永安进步文化活动和其主将羊枣同志的战斗亊迹的四集电视剧《羊枣之狱》，在福建、广东等省市及中央电视台播出后，引起史学界和当年与羊枣共事、被捕现尚健在的不少老同志的关注。

抗战时期福建永安的进步文化活动及其出色成就，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鲜为人知，1945年7月12日起震惊中外的永安大逮捕，更少人提及，电视剧《羊枣之狱》的播出，再现了当年永安进步文化活动的部分场面与主将羊枣同志的被捕，被迫害致死的一些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年斗争和羊枣同志的战斗精神，毫无疑问，这是可取的。但看完之后，却不免令人失望、遗憾和愤慨！

抗战时期永安进步文化活动，是我党运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策略，在福建国民党统治区领导的一场特殊的、成功的战斗。它长达7年之久，团结了省内外以数百计的党与非党的著名学者、作家和广大的追求进步的青年，创造了十分丰富的精神财富。羊枣同志主编的《国际时事研究》，由于羊枣善于从全局出发，高瞻远瞩，根据敌我情况，分析时局，判断战局与政局发展方向，达到了最高水平，与当时世界三名评论家齐名。他在永安撰写的评论文章，是极宝贵的精神财富，是研究当时战争宝贵的资料。羊枣在永安一年半的活动，是他一生中最光辉、战绩最卓著的年月，在进步人士中留下最深刻的印象。他不但自己辛勤写作，还团结了一大批进步文化工作者共同战斗。他的被捕和牺牲，激起了全国进步舆论的愤怒，激起了世界进步的新闻工作者的愤怒。永安大逮捕和羊枣的被迫害致死，使永安进步文化活动斗争范围，超出省界汇入了全国反内战的政治洪流中去。电视剧《羊枣之狱》的编剧及制作单位都在福建，对上述永安进步文化活动应有所了解。遗憾的是，他们并未忠于上述重大历史，而是随意篡改历史，把根本不存在的女特务上官小姐说是刘建绪的侄女，把根本不存在的女特务追求羊枣安排了那样多的镜头，追求不遂翻脸抓人，把根本不存在的女特务上官小姐封为省保安处长……。这样篡改，就大大贬低了永安进步文化活动的政治意义，把一场极为严肃的革命与反革命、进步与倒退的政治斗争，为了迎合一般观众喜看桃色事件的心理，随意编造女特务追求羊枣不遂的桃色事件，这对烈士羊枣也是一种污辱！这样一改，就放纵了真正的罪魁祸首顾祝同，及福建中统特务头子赖文清、军统特务头子易珍。此外，如刘建绪劝羊枣投降，大逮捕情况，浙东之行的情况，都随意改动。这样的随意改动，是极不严肃的。

用重大历史事件中的真人真事创作电视剧，尽管创作者有权对材料有所取舍，在注意艺术真实性上允许某些细节的虚构，但决不能随意篡改重大史实，更不能以莫须有的桃色斗争强加在烈士身上。难怪《羊枣之狱》一播出，立即受到了当年与羊枣共事又同时被捕的现尚健在的同志的愤慨批评。作为当事人之一，我希望《羊枣之狱》的编剧和制作者同志们，能忠实于历史而有所改正，也希望有关部门对这一影响较大的《羊枣之狱》的是非、真假，有所澄清。

以上这篇维护历史尊严的文稿，虽然写作至今已过去十五六年，但仍具有可贵的现实意义。

1992年10月，王老第四次来到永安。这次是受我们的邀请，与李品珍、赵家欣一起为我们辨认《民主报》社论作者的。辨认工作完成以后，他们三人一起到福州与章振乾、陈耀民等同志聚首。他们畅叙友情之后，王一帆赋诗一首曰：

六友欢晤聚福州，促膝谈心望白头。

忆往难忘风雨急，珍祝健康夕照留。

这时，他们谈论了永安、三明、省委三级党史部门早已联合编辑完成的《永安抗战进步文化活动》丛书因经费未落实而没有出版，于是他们六人（章振乾、李品珍、赵家欣、王一帆、陈耀民、徐昭华）联名给有关领导写信，使出版经费很快得到解决。后来该书于1994年由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影响广泛。王一帆于1995年4月3日给我来信写道：“这两天收到广州华南师大教授陈万安同志来信，对你们出版这本文化史，评价很高，我为你们高兴。陈万安教授在广州研究党史方面有较高的造就和声誉，现将他的信复印一份。你们如编写各地对此书反映时，不妨摘录其中有关部分。”华南师范大学陈万安教授给王老的信中写道：“凡是有良心的人，读了《永安抗战进步文化活动》，必然头脑清醒，眼睛明亮，更加认清‘左’ 倾错误的危害和‘四人帮’的滔天罪行，并且由衷地敬佩当年在文化战线上坚持战斗的革命老前辈。谁说抓笔杆子的同志不艰险？不必付出重大牺牲？谁说文化斗争可有可无、没有重大作用？请看《永安抗战进步文化活动》吧”。这说明，我们与王一帆等当事老同志共同努力所做的工作是很有意义的。

此后，我们与王老等老同志之间的工作合作虽已圆满完成，但还是时常有书信往来，他时常对我鼓励和鞭策。据不全统计，自1983年至1999年我退休前，他给我的来信（少数是署党史办名）就达105件。另外，他还把叶康参、李品珍、谌震、谢毕真给他的信（共计71封）全部寄给永安党史办归档，以供存史考证。他在1996年2月27日给我来信说：“这一大批信件，送到永安党史研究室还有不少研究价值，至少可以看到当年（五六年时间）的当事人在接受委托之后的辛勤、认真和实事求是的工作精神。”以上这些，就是本文开篇所引述的王老自己所说的“为永安历史一起出了点力”的真实内容。难道这只是“出了一点力”吗？

到底是什么信念，什么力量支持着这位老人？从王一帆的革命经历和各方面表现看，正因为他亲身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洗礼和考验，是共产党员对理想、信念的执着，也就是对党、对人民、对国家的真诚的爱；同时也是他在革命斗争中三次被敌人囚禁，在对敌斗争中磨练出来的坚强性格和淡泊名利的革命人生观。

我们当年的工作合作是非常愉快的，也是十分珍贵的。在我退休的当年，即1999年，由于他早已积劳成疾，视力早已极度衰退，这时他已经不能读书看报了（但他仍关心党和国家大事，请人每天阅读书报4、5个小时）。然而这年11月3日，他还是摸着纸张给我写了令我极难辨识的也是令我无限感慨的亲笔信（以后他只能由他人代笔给我写信）。这深刻体现了我们之间的深厚情谊。这种友谊将永远永远留在心间，永远不会湮灭。现在，我用他在这封信中所附来的一首《再怀永安》的诗作为本文的结尾吧：

林洪通著：李品珍、赵家欣、王一帆对胡允恭评杨潮案件文章的意见

李品珍、赵家欣、王一帆

对胡允恭评杨潮案件文章的意见

林洪通

      

前信计达左右，今接永安党史研究室一信及×××文稿（拟编入《羊枣事件》），要我为该文提意见。我看了，该文很多地方都是瞎扯，如羊枣身边的特务，郭沫若要谌震带回《东南述林》，程星龄是东南出版社社长，周璧原是新四军来永安的，骆何民是东南出版社成员，羊枣受刑，兰德早和敌人预谋共害羊枣（这是不可能的。我最近看了邓贤写的一本《大国之魂》，其中透露：罗斯福在位时，曾与史迪威商量要除掉蒋介石，后因故未实现。这是七十年代一个美国人透露的，当时兰德的进步倾向还是明显的，不能因为人家是美国人，就随便给个帽子），说周璧在上饶被捕，《国际时事研究》成了《国际战争研究周刊》。总之，似是而非之处颇多，我建议他们不要采用。为了避免事后被动（如电视剧），请你也写信给他们，请他们严肃对待，不要把历史书籍弄成莫衷一是的大杂烩。

                                                              李品珍

         92.3.9下午

 

林洪通编著《永安抗战史话》：“永安大狱”的坚毅文化志士叶康参

“永安大狱”的坚毅文化志士叶康参

    林洪通

题记：叶康参是永安抗战文化活动的骨干人物

之一，也是“永安大狱”被捕者之一。他自1948年

失去党的组织关系后，直至1988年逝世都未能恢复

党籍。虽然如此，他却时时以共产党员标准严格要

求自己，为追求进步、民主与科学，主动履行党员

职责，继续为党的事业呕心沥血，在文化战线上作

出了斐然业绩，默默为党奋斗终身。

     入党求学

叶康参，福建建瓯人，1916年出生于建瓯县东游乡党城村。又名叶康生，笔名章敏、康参、唐参、向善、细民、郭小峰、荐任官等。1931年，15岁的他就帮助姨夫做地下革命工作，受到启发教育；因“共产党嫌疑”，1933年被国民党56师逮捕入狱。被捕6人中一人被杀，叶等5人关了一个多月后保释出狱。出狱后，他的革命意志更加坚定。1934年由中共建瓯县委负责人张冬普亲自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34）中共地下党员叶康参（40年代）

同年，叶康参进入建瓯师范就读，后转培汉初中。1937年上半年初中毕业。下半年，在建瓯中学读高一。半年后，该校停办，转入在沙县的省立福州高级中学读高一下。他在学校读书时，秘密地做党的工作。中共建瓯县委派员到东游党城村建立地下党支部，他兼任支部青年委员。他还介绍进步青年叶文烜（后来担任党城支部书记）、叶有庆（后来担任党城支部委员）、庄征（后来担任闽浙赣区党委城市工作部部长）等人加入共产党。由于他的活动被觉察，引起校方注意，读完高一下的1938年暑期，学校通知他“下学期不必再来了”。实际上是把他开除了。

       步入社会

1938年9月，叶康参被党组织派往南平闽江工委负责《老百姓》报的编行工作。该报刚从永安迁南平铅印。中共福建省委联络员陈培光把稿件发往南平后，他负责编稿。不足的稿件，由他补充。从联系印刷、校对、直到发行，都由他一人承担。他的生活费由组织发给，每月10元。3个月后，经组织同意，他到长汀去工作。《老百姓》报的编辑工作，由他推荐给叶文烜担任。1939年初与他同去长汀的还有原福州高级中学的三位校友。

叶等到长汀后，国民党第七区专员公署专员刘天云（安徽合肥人）问他能做些什么，他未曾干过公务员一类的差事，不知公文程序，不会写“等因奉此”之类的官样文章，当科员、雇员之类都不行。在此之前，刘天云曾向省主席陈仪打报告，说要成立“社会工作队”，实际上是“抗日宣传队”，陈仪批准了，每月发给200元作为经费。叶到长汀时，工作队还未成立。于是，刘天云就给他及三位同学“专员公署服务员”的名义。不久，刘就把他们这些进步青年，组成了“社会工作队”，委派专员公署的一位科长做队长。“社会工作队”成立后，作了大量的抗日宣传工作。他们在长汀、连城、清流、宁化、明溪、德化等县用有演戏、歌唱、漫画等方式宣传抗日，演过《放下你的鞭子》等救亡戏剧，还演唱了不少救亡歌曲。他们只用一把二胡伴奏。工作队员们都能廉洁奉公，每到一地，都是自办伙食。

叶康参在长汀与厦门大学的一些进步学生来往，注意物色先进分子作为党组织的发展对象，因而引起反动派的注意，处境险恶。不久，他到建宁当了一段时间的小学教师，旋即到浙江金华，不久又从金华回到长汀，在《汀江日报》当了两三个月的副刊编辑。

奋笔抗战

1942年，叶康参到连城《大成日报》当记者。他撰写的《笑话围攻希特勒》一文发表后，引起国民党省党部的恼怒。1943年秋，叶到永安，经赵家欣介绍，进入福建省政府编译室任编译。他管理新闻报道工作，每月编一期《闽政简讯》。他利用美国新闻处永安分处每天送给编译室的英文新闻稿翻译成中文，交给编译室主任李由农，再转给省政府秘书长程星龄。他每天读报，对欧洲的战局和国际政治动态相当熟悉。他是高一离校的学生，英语程度不高，只好用英汉辞典硬译。有些词典解决不了的问题，他就去请教董秋芳。董是鲁迅学生，北大外文系出身，搞过翻译，当过英语教员，是现成的老师。时间一长，叶英语阅读水平有了进步。后来利用这些外电给《联合周报》、《民主报》、《国际时事研究》周刊写了大量文章。他运用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及《论持久战》等文件作指导，广泛宣传党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政治主张。

1944年2月，蔡力行在永安创办了《联合周报》，进步倾向很是突出。叶应蔡约稿，自1944年5月6日至10月28日，用“唐参”、“章敏”的笔名，在该刊上发表文章25篇。其中有《民主与科学的旗帜》、《希望有钱出钱》、《改善出版检查》、《加强军队政治工作》、《准备对日反攻》、《中国的道路》、《清算功罪的准绳》等。

同时，叶还为永安《民主报》撰写社论。1944年夏以后所发社论多由羊枣（杨潮）、李达仁、赵家欣、叶康参、郑书祥、谌震等人执笔。社论不署名。经赵家欣、李达仁（李品珍）1992年10月的共同研究辨认，认定出自叶康参手笔的就有31篇。如《为后一代呼吁》、《流血太少》、《世界战争新局势 》、《反攻福州》、《论整肃三风》、《论肃清贪污 》、《为民族呼吁 》、《日寇往哪里走？》、《我们准备些什么贡献》等。1944年10月19日他所写的社论《流血太少》，对长乐、连江、福清三座城市被日本军队以少量兵力占领感到无比痛心。他认为是抵抗不力，“流血太少”。呼吁“闽海前线的军民，今日必须知耻发奋，力图恢复，沿海及后方，又何尝不需要处处准备作战，人人准备牺牲！”并指出：“福建的战略地位已日见重要，今日八闽一千二百万军民同胞，在对日战争的全局中，已立于最前线最重要的地位，在这个空前伟大的场面中，我们一千二百万军民同胞真是应该无分闽东闽西闽南闽北，无分前方后方男女老少，大家必须同一生命，共争荣辱，义可生则生，义可死则死，我们今后必须人人参战，步步抵抗，敌寇不来则已，来必尽力迎击，使敌人的任何企图，皆得不到半点便宜，则敌人得不偿失，必不敢扩大深入；必须如此，福建才对得起国家，我们才对得起子孙！”这表达了全省人民抗战到底的决心。

叶所写文章，也对旧社会旧制度发出了强烈挑战。他在1945年2月3日写的社论《为民族呼吁》中指出：

“我们民族不仅善于追求他的伟大理想，而且善于为解放自己的奴隶命运而坚韧斗争。……但我们民族的灾难实在是太深了，我们不仅是受着敌人的痛苦，沦丧了辽广而肥沃的领土，牺牲了成千成万的人的生命，断送了不可以数字计的财富和文明遗产，而且还受着旧社会的痛苦，旧的扼住新的，死的拖住活的。……如果一日不与束缚自身之旧势力宣战，便一日不能充分发挥所有潜伏的活力，获得其应有的胜利，因此之故，我们以为□调整与□胜而来的，必须迅速实行根本的改革。”

叶康参这些思想倾向和政治观点都充分表明他对抗战事业的忘我奋斗精神。同时，他的文章与羊枣、李达仁、赵家欣等人写的文章互相呼应，互相配合，呼吁全国人民总动员，改革政治机构，改善人民生活，实行抗日的外交、财政、教育政策等措施。这些政治口号在《民主报》的社论中出现，刷新了民主报的论坛，在福建报界独树一帜。

叶康参还为羊枣主编的《国际时事研究》周刊撰稿。据当时羊枣的得力助手李达仁说：“要写出与羊枣水平相近的文章来，大家都有自知之明，不敢贸然把自己不成熟的作品给刊物发表，只帮着羊枣翻译一些短文，作点事务工作。主要的写作任务完全落在羊枣一人身上。在39期期刊中，外稿只有彭世桢、叶章敏写过数篇。”叶在该刊发表三篇文章：《一周间敌人的叫嚣》（第9期，1944年10月31日）；《捷克斯洛伐克的再生》（第33期，1945年4月23日）；《国际托治的论争》（第37期，1945年6月11日）。均署名“章敏”。他的文章也同样分析精辟，笔调明快，预见性强。极大地鼓舞人们抗战胜利的信心。

   “勤庐秘友”

1942年夏，叶康参和叶文烜研究后，将叶有庆派到国民党三元县梅列的省警保训练所受训（毕业后在警保同学会当干事）。叶康参与叶有庆保持秘密联系。1944年初，叶有庆已是省保安处处长严泽元的侍从副官。一天，叶有庆来找叶康参，说庄征去年代表组织通知党城支部暂时停止活动，隐蔽精干。叶康参也认为，叶有庆这个职位得之不易，可“暂停活动，隐蔽下来”。不久，保安处从梅列迁到永安吉山，他们见面的机会多了，至少每月见面一次。

叶康参原寄居在好友赵家欣、谢怀丹夫妇在桥尾的称为“寄农小筑”的家中，后来省社科所分了一间单间房给谢怀丹，叶就要了这间房子。这间屋子筒陋、较小、又暗，但很清静，叶把它称之为“勤庐”。晚上睡在那里，也在那里写文章，但更重要的是会友。叶有庆与叶康参的联系地点多在“勤庐”。而赵家欣、谢怀丹夫妇也只知道这个青年小伙子是叶康参的同乡而已。

一次，叶有庆搞来一套福建省军事地图，说庄征有用的；不久又搞来十多排驳壳枪子弹，说前几年庄征向他要手枪子弹，他给了庄二排（二十发），庄高兴极了，现在有二百多发，更高兴了。他估计打完日本后，国民党还是要打内战的。这子弹和驳壳枪就藏在“勤庐”中。

从以上事例中，我们不难看出，叶康参在永安，一方面从事抗战宣传，奋笔写作；另一方面牢记使命，一心为党服务。

被捕前夜

从1945年7月12日开始，国民党顽固派悍然出动军警肆意逮捕永安文化界进步人士。羊枣、谌震、王石林（王一帆）、李达仁（李品珍）先后被捕。永安上空乌云密布，异常紧张。王亚南、章振乾、赵家欣、谢怀丹等人都做好了被捕的准备。此时叶康参的处境十分危险。他最大的麻烦是叶有庆藏在“勤庐”里的福建省军用地图和驳壳枪子弹，这些军用品如被抄，将成为特务逮捕和判罪的依据。

然而，叶康参从容应对，把这些东西作了果断处置：他把地图和子弹装入一个小皮箱，加上叶有庆的二套衣服，送到下吉山任至凤家。任至凤是叶康参的未婚妻施碧瑾的好友，其丈夫李可宏是省保安处的中校股长。叶康参对李可宏说：“这是叶有庆的箱子，他去瑞金中央军校分校学习时，把这箱子放在我宿舍里。里面有十多排驳壳子弹，他想卖些钱，但又不敢卖，还有几张地图。现在我的邻居被捕，可能是共产党嫌疑。这些子弹，军火嘛，如果出问题，我和有庆都讲不清，只好寄存到你这里。”叶康参后来回忆道：“我讲得很轻松，但特别强调子弹，老李以前当过严泽元的副官，现在是保安处的中校股长，管后勤军需，那时军官卖些子弹或一二支枪并不算什么大事情，而他和有庆也很熟，对我挺好，收了箱子，留我吃午饭。”

对这件事情叶康参处置得十分稳妥，体现了他进行地下活动的丰富经验和广交朋友、急难时提供帮助的灵活策略。

国民党顽固派在永安实施大逮捕的十天来，叶康参毫无惧色。特务追查李达仁时，李曾在叶的“勤庐”躲了一夜。叶与赵家欣、谢怀丹、欧化群等人研究如何帮助李达仁化装成湖南老兵出逃，但李出逃失败，于7月15日被捕。叶康参觉察到连日来永安桥尾、东坡一带形迹可疑的人来来往往，晚上还打着手电巡逻，那都是便衣警探和特务。他发现《民主报》也顶不住了，7月17日在二版发表一篇社论《中共怙恶不悛》，攻击中共，但在副刊里又发表了冬奋（董秋芳）的《沉默之美》，鼓舞士气，写社论的班子已经垮了，董秋芳的副刊还在编，巍然不动，还在战斗；他已知贵畹兰、李力行也被捕了。白色恐怖笼罩了永安山城。叶康参把办公室抽屉的几本书，如米丁的《新哲学大纲》之类，用报纸包好，送到董秋芳办公室请他保管。一切料理妥当后去吉山看了在福建音专读书的女朋友施碧瑾，后又到下吉山任至凤家避风，挨到晚上九点才走。他有些预感，今宵一别，后会难期。叶告诉女友说，如果出问题，立即给瑞金军校叶有庆发封信，说我因病住院不要给我写信。

果然，1945年7月23日，叶康参被捕了。

从容入狱

7月23日早晨，叶康参走出“寄农小筑”去上班，正要向小路拐弯，两个早已埋伏在门外的特务就拦住了他，问：“你是叶康参吗？”“是的。”特务递过逮捕通知书。这时，他十天来忐忑不安的心反而镇定了。他踏入临时牢狱会客室，发现董秋芳老先生已在此。前天刚把禁书交给他，他昨天就被捕了。

（92）“永安大狱”被捕者1985年9月重访永安上吉山监狱，图为叶康参（举手者）、王一帆（左1）、周璧（左3）。左4为赵家欣（未被捕）。

叶康参被押解到永安上吉山省保安处拘留所。这里关押了16人。羊枣、谌震等4人8月6日被解走后，就只有他和董秋芳、毕平非、李达仁、王一帆等12人了。这是一个大四合院子，现在却成为囚锢犯人的牢房了。

叶康参在狱中，态度从容，坚持原则，保护自己，保护同志，表现了革命者的高贵品质。他善于冷静观察，灵活应对审讯；善于与监管人员聊天、交朋友，获得监外消息和提供帮助。他结识了两个站岗的建瓯同乡士兵，争取他们为难友提供帮助。

叶康参被捕不到一个月，抗战胜利了。从国立音专远远传来一片鞭炮声。站岗的哨兵也破颜而笑，在门洞口子上对他们说：“日本鬼子投降了！”

悲喜交集之余，叶康参和毕平非为董秋芳编了一支《说董老》的歌，用《凤阳花鼓》的调子唱起来：“说董老，道董老，董老爱的是民主，年已半百坐监牢；说董老，道董老，董老是个抗日派，为啥胜利蹲监牢，为啥胜利蹲监牢？！”唱得董秋芳热泪盈眶，感慨万端。

后来，他们寄押在永安地方看守所，看报纸自由些。叶康参等难友们从报上看到毛泽东访问重庆、国共两党签订了双十协定、释放全国政治犯等时政内容，叶对时局作了深刻分析，认为实现国家民主是全国人民的愿望，但斗争会很复杂，问题不简单，政府改组问题、军队改编问题等等的谈判是很艰巨的。但叶和李达仁、王石林、李力行、董秋芳都觉得，恢复自由的可能性很大。他们的命运和政治局势息息相关。于是叶康参积极地推举董秋芳执笔起草呼吁书，十二人同时签名，分寄宋庆龄、罗隆基等知名人士，争取声援；同时起草报告，寄给省政府刘建绪主席，要求释放。报告的第一句话是：“秋芳等以异党嫌疑被捕，要求释放。”后来又给国民党省党部寄了一份。社会上的营救活动也同时展开了：东南出版社重庆分社经理林一青，向宋庆龄、冯玉祥和民盟的领导人写过信，要求声援。罗隆基还当面问过蒋介石，要求释放董秋芳等人。

1946年2月除夕日，叶康参和董秋芳等被释放了。

  漂泊福州

叶康参出狱后，省府机关早已迁回福州。董秋芳通知叶康参，省政府图书馆雇二条船运书去福州，可搭船走。大约是正月初五日，叶康参和施碧瑾跟董秋芳乘小船花了五天时间漂泊到福州。

叶到福州后，仍寄住妙巷赵家欣家。1946年重新和党组织联系上，接受省委城工部部长庄征的单线领导。庄指示他继续留在文化战线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叶先到改进出版社任编辑，不久被辞退。后转到《民主报》任副刊《新语》主编。他不顾国民党特务的恐怖，继承董秋芳的传统，把《新语》办成民主进步的副刊。编发了大量反内战倡民主的文章。其中不少文章出自他的手笔。一天，叶在《民主报》副刊《新语》上发了一篇题为《一个伟大的军官》的杂文，揭露和讽刺反动派欺压人民的事实。由于《民主报》社论和副刊进步倾向明显，早为反动派视作眼中钉。1947年3月29日，国民党军官大队和特务即以“反对戡乱”为借口，捣毁了民主报社。这天，暴徒要找叶算帐，叶幸得同事掩护逃离。因他已无法继续在文化界抛头露面，遂遁入商界，为建瓯同乡“打工”，共做木行生意。此间庄征曾通知他上山打游击。他暗中购买了短枪两支，欲待与庄征联系后行事。不料，1948年突发了福建历史上最大的冤案“城工部事件”。庄征和100多名优秀城工部干部含冤牺牲。叶当时并不知晓，与庄一直联系不上，也未接到庄的任何指令，遂与党组织失去联系。

1949年8月17日福州解放，叶即主动到省委报到，汇报相关情况后，由省委派入《新闽日报》任总编辑。1951年《新闽日报》并入《福建日报》，叶任《福建日报》社时事组组长和理论文教部主任。后调任《福建画报》主编、福建人民出版社资料室主任等职。

解放后叶曾多次强烈要求恢复党籍，均因庄征牺牲“死无对证”而未果。福建日报社党组织曾要发展他入党，但他认为不是再入党的问题，而是恢复党籍的问题。后叶对此很少提及。然而“文革”中他却横遭诬陷迫害，游街、批斗、穿纸衣、“坐飞机”、扫厕所，受尽折磨凌辱。1969年“平反”后仍下放建阳县小湖公社塘楼大队“劳动锻炼”。1975年始回原单位工作。1976年退休。

1983年后，叶康参为编审《永安抗战进步文化活动》丛书倾注全力，他为永安抗战文化活动史料的征集和研究工作付出了巨大心血，作出无私奉献。1987年身患肺癌，右手瘫痪不能握笔，就用左手练习写字，以惊人的毅力和坚强的意志坚持写作。除了给永安党史办写下数篇重要史料和许多指导工作的信件外（见《为了历史的真实---纪念叶康参逝世20周年》一文），同时断断续续写成了一部20余万字的《风风雨雨三十年》的回忆录，仅《燕江风暴》一节就有3万7千字。然而，书稿未及最终完成，也未加修改，于1988年10月谢世，终年72岁。

叶康参革命一生，艰难一生，常居逆境，屡遭困厄。但他无怨无悔，始终对党忠心不动摇，为追求民主，民族复兴，为党的革命文化事业战斗不息，奉献了自己的一切。

2008年10月写于上海

2010年05月改于上海

                           （原载《炎黄纵横》月刊2010年第8期）

叶康参在永安《民主报》发表的社论目录

1、为后一代呼吁                          1944.9.2

2、如何加强军队战斗力量                  1944.9.12

3、流血太少                              1944.10.19

4、菲律宾的大海战                        1944.10.29

5、缅北新攻势                            1944.11.2

6、世界战争新局势                        1944.11.13

7、反攻福州                              1944.11.20

8、希特勒之谜                            1944.11.23

9、欧洲的政治纠纷                        1944.12.11

10、论整肃三风                           1944.12.20

11、从改善公教人员的待遇说起             1944.12.26

12、新年的喜讯（讲宪政）                 1945.1.6

13、论肃清贪污                           1945.1.16

14、战后永久和平的阴影                   1945.1.27

15、为民族呼吁                           1945.2.3

16、美军必将登陆中国                     1945.2.19

17、民主的旗帜是胜利的旗帜               1945.2.27

18、苏日关系蠡测                         1945.3.10

19、印度洋水波不兴                      1945.3.15

20、实施宪政的认识与准备                 1945.3.20

21、对“日本政治会”估价                 1945.4.3

22、民主火炬照耀亚洲                     1945.4.10

23、奥地利解放了                         1945.4.18

24、柏林之战                             1945.4.24

25、墨索里尼之死                         1945.5.1

26、向六全大会献言                      1945.5.7

27、接受欧洲胜利的教训                   1945.5.10

28、日寇往哪里走？                      1945.5.23

29、社会主义与地方自治                   1945.6.22

30、我们准备些什么贡献                   1945.6.30

31、政治上的两次捷报                     1945.7.11

叶康参在永安《联合周报》发表的文章目录

1、民主与科学的旗帜           十四号1944.5.6

2、印缅边界之雨               十五号1944.5.13

3、甘地出狱以后               十五号1944.5.13

4、跪地请献金                 十五号1944.5.13

5、还是神经战吗               十六号1944.5.20

6、亚洲政治战                 十六号1944.5.20

7、希望有钱出钱               十六号1944.5.20

8、争取中立国家               十七号1944.5.27

9、新闻兵的模范               十七号1944.5.27

10、剧人的面约                十七号1944.5.27

11、改善出版检查              十八号1944.6.3

12、加强部队政治工作          十八号1944.6.3

13、新闻清唱剧                十八号1944.6.3

14、胜利的开端                十九号1944.6.10

15、从罗马望柏林              十九号1944.6.10

16、准备对日反攻              十九号1944.6.10

17、尼米兹战略                二十号1944.6.17

18、动员法国人民              二十号1944.6.17

19、义大利组新阁              二十号1944.6.17

20、从最恶劣打算              二十号1944.6.17

21、中国的道路          第二卷第五期1944.9.23

22、转败为胜的关键      第二卷第七期1944.10.7

23、悼威尔基            第二卷第八期1944.10.14

24、邱史会议的任务      第二卷第九期1944.10.21

25、清算功罪的准绳......第二卷第十期1944.10.28

林洪通著《永安抗战史话》之《纪念叶康参同志逝世20周年》

本次网页发表的是林洪通编著《永安抗战史话》111页至118页《为了历史的真实——纪念叶康参同志逝世20周年》，其他书稿及其书评将陆续发布。搜索本网页中的相关标题或关键字句，可找到本网页。搜索本文标题，在其他网站，多数有照片。

为 了 历 史 的 真 实

─纪念叶康参同志逝世20周年

林洪通

   题记：他是一位为人十分谦逊，处世特别谨慎，

办事非常认真，助人热忱周到，从不考虑个人得失

的好同志；他是为了党的历史真实、为了永安抗战

文化史资料的征集和研究而呕心沥血、日夜操劳、

自找苦吃的长者，令人钦敬。

引言

叶康参同志逝世20周年了。每当我回忆起这位可敬的老前辈、恩师、挚友在世时的情形，心里就特别怀念。他那和蔼可亲的面容、诙谐风趣的话语、落落大方的举止、春风化雨般的教诲，立即闪现在我的眼前。他与我的远程交往虽只短短五年，但他的感人风范却令我永志难忘。

（94）年已古稀的叶康参，积极主动协助永安征集抗战文化史料。这是他与党史工作者出差苏州时的留影。左起：杜元会、叶康参、本文作者。（1984年）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每当我到福州出差，必到得贵巷福建人民出版社叶康参的家中吃便饭。他说“老朋友来，一定要留吃便饭！”我是在1983年夏天开始征集永安党史资料时认识这位革命老前辈并成为至交的。20年来，他的音容笑貌常常勾起我美好的回忆。

叶康参是“永安大狱”被捕者之一。他1934年入党（1948年失去与组织的联系），有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他任过多家报刊总编辑，有几十年新闻出版工作经验；他写过大量宣传抗战的文章，有较高的理论水平和扎实的写作功底。1981年拨乱反正、落实政策时期，他作为福建人民出版社的一位退休老同志，受省新闻出版局之托，征集和整理福建的重大历史冤案之一“永安大狱”的有关资料，主编出版了《羊枣和“永安大狱”》一书。

事有巧遇， 1982年9月我从宁化调永安工作，组织上任命我组建永安党史办。当初白手起家，一无所有，此时，叶康参所征集的资料和所出版的史书，无疑为永安征集首批抗战文化史料打下良好基础。

参与

1983年夏开始，永安、三明党史部门抽调人员协助征集永安抗战文化史料，远在福州又已退休的叶康参同志闻讯后即主动、积极地介入并参与其中。党史部门欲聘请他为《永安抗战进步文化活动》党史丛书的顾问，他却一再谦让。然而他却全身心地投入到这一工作之中。他一边帮助我们征集史料，一边动手撰写《羊枣与永安大狱》、《民主报与颜学回》等多篇骨干文章。

起初，我们开始征集永安抗战文化史料时，他就不顾自己年高体弱，积极参与外调，与年青同志一起，四处奔波。如1984年5月他去建瓯，到永安，赴厦门，奔汕头，访问老同志和到各地图书馆搜集材料。6月，在汕头同王一帆研究我们所写的永安抗战文化活动史稿，并且提出补充修改建议。同时为永安党史办编辑了两期《永安党史参考资料》，协助核实“永安大狱”被捕者名单等。他从汕头外调回榕后，7月又同我和三明党史办干部杜元会一起前往常州、苏州、杭州、上海等地征集资料和访问老同志。他在1984年8月10日给我的来信中说：“7日下午7点45分回到福州，公共汽车十分拥挤，又遇上大雨，回家像落汤鸡。老了，再不敢出门了。”当年他已年过七旬，却三个多月冒着酷暑四处奔波，足见其对党的事业的忠诚和对党史研究工作的热爱。

可惜，天有不测风云，正当我们的工作进入关键阶段，1986年他得了肺癌，右手瘫痪。但他顽强地同病魔作斗争，硬撑着用左手写作。1986年10月起他就用左手给我们写史稿、写信（从1984年2月到1988年7月逝世前两个月，共给我们写了33封信；同时他给汕头的王一帆写过讨论永安抗战文化史的20多封信）。更加令人敬佩的是，他用左手写成了一部20多万字的《风风雨雨三十年》的回忆录，其中写永安抗战文化活动史的《燕江风暴》一节就达三万七千字。

指导

早在1984年他就给我们来过6封信，对我们所撰写的综合性史稿和所收集史料加以鉴定甄别。为了使史料能较准确地反映历史面貌，他建议召开老同志座谈会，以提供更多资料，进一步核实史料。他指出我们的文稿在一些提法上，在材料的组织上，特别是在史料的鉴定、甄别上，颇值得商榷、研究。   

当我们的史稿写作完成了“三稿”之后，他在1984年8月4日来信说：“‘永安大狱’是当年震动中外的事件，而羊枣又是国内著名的专家，在党史资料上发表这类文章，既要尊重历史事实，又要遵循党的政策和策略，不能不郑重其事。”对《抗战时期永安进步文化活动》三稿的一些提法他提出十分中肯的意见。他认为，在史稿中，对人的问题总应慎重为好。他以为对文稿中写的“有的被捕后自首叛变”这种提法要慎重考虑。他指出，当时永安被捕达30余人，其中不少人在“文革”中被打成“叛徒”。如毕平非是轻工业部司局长，也被揪斗，后来才平反；如果现在笼统地说“有的自首后叛变”，势必引起混乱，在30人中会引起强烈反应。因此，他请我们慎重考虑。

他又于1984年12月28日给我来信，指出《抗战时期永安进步文化活动》三稿中的不足和不妥之处。他就“三稿”中就一些政策和策略问题、一些历史事实，都提出看法。他说：“永安的斗争十分复杂，既有对国民党斗争的策略问题，又有对反法西斯盟国的问题，既有当时的斗争策略问题，又要考虑到当前争取台湾回归、统一祖国的策略问题，因此在一些提法上就必须特别审慎。特别是这些史料将来要公开发表，尤其要慎重。”他一一例举了我们写作方面存在的片面性和欠妥之处。例如，对史稿中说国民党军队“丧师失地，一溃千里，南京国民政府仓皇逃往重庆”等句子，他指出：“对日战争毛主席提出三个战略阶段，即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在抗战的第一阶段，敌强我弱，我们要避免打阵地战，总的说来，在一些地区退却是必要的；上海沦陷后，南京政府也应该内迁。而且在抗战初期，上海战役、徐州战役（台儿庄战役），中国军队是打了硬战的。因此，对于这些战役写‘丧师失地，一溃千里’，把南京政府内迁写作‘逃往’，群众不会心服口服。”

又如，在史稿中出现“假抗日，真反共”的提法时，指出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三次反共高潮已说明问题，他建议以采用“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提法为妥。

再如，史稿中对中共福建省委领导的闽西北特委游击队有“挺进闽赣边恢复老苏区发展新地区”的提法，他指出：抗战时期我军深入敌后打游击，对日作战；至于在国统区打游击是个比较复杂的问题，这样简单的提法容易引起误解。至于“恢复老苏区”“发展新地区”的提法，尤其不策略。闽西三年游击战争，是抗日战争以前；抗日战争时期在国统区打游击的提法，与“三坚持”等的“坚持团结”的精神不协调，而在今天争取台湾回归祖国，这种提法更要慎重，特别是这篇文章将来要公开发表，要考虑当时党的政策策略，也要考虑今天的政策和策略。

时至1985年6月，他于8日来信又指出：“‘三稿’是主要文章，要作一些补充。郑贞文应该补写进去，他是陈仪手上的教育厅长，此人是学者，抗战初教育厅是抗战宣传的主要据点，如话剧团就在教育厅内，而黎烈文也是郑介绍到永安，并且介绍给陈仪当改进社长的。”他一再希望我们邀集王一帆、赵家欣、陈耀民、李品珍等当事同志认真研究，修改史稿。并说他们讨论史实、修正史稿时，可以不办伙食，不住宾馆，不会见任何人，不必多花钱，只希望把工作做好。他希望我们收集各方反映后再修改定稿，送组织上审批。并一再表态说：“为组织上做点工作，总希望做得好一些。”

 考订

                                   

叶康参认为，永安的抗战文化活动，不必与重庆、桂林相提并论。他在1985年8月26日的来信说：“重庆、桂林是进步文化人密集的地方，而且有党的领导，周总理、董老、吴老当时都坐镇重庆，影响极大。永安不必与它并提。现在称为‘著名的文化城之一’，这是合适的，也是永安的光荣。”

他认真审阅我们撰稿的《抗战时期永安党史大事记》以后，于1985年8月5日给我来信，指出了“抗战时期”的大事记只写到1945年日本投降即可，不必写到1946年6月；“永安党史大事记”，与永安无关的不必写；与党史无关的（国民党的一些事，例如办康乐新村之类）不必写；小事，可记可不记的不必写；大事记中讲到的党员，要据现有材料逐个落实；对人、对事的评价要十分慎重，要有分寸，要分析到当时的情况及党的政策。如对陈仪在福建的得失，陈嘉庚抨击陈仪问题，均不必写。因为有的事是国民党制度的通病，并非陈仪个人的责任；而且陈仪不是共产党员，党史不必详细写他的事迹。文字方面宜简不宜繁，不宜琐屑。

时至1987年初，他的病情日趋严重。重病的他，依然惦念着永安抗战文化活动党史丛书的编辑工作。根据我们编辑小组在工作中碰到的一些困难和问题，他抱病考订史料，反复核实史料，提议开会讨论审稿。1987年3月5日来信说：“修史，首要是信，要实事求是。因此请王（一帆）、李（品珍）来议一议很必要。可住党史办，不住宾馆；开座谈会、小会，不办伙食。只发车费—不发也可。”

经叶康参考订认为，在党史丛书文稿中，原所写的对抗战后期永安新闻界发生的《中央日报》与《民主报》的“论战”中，只说董秋芳和他所团结的“青年作者”驳斥中央日报的署名文章，这是不全面的，其实有几位老作者发表了多篇很有说服力的文章，除刘文铣即刘金外，其他都是老作者，其中一位还是留日的。这几位老作者的文章很有说服力，可见不只是和他有交往的青年，而且是还有与董老交往的年长作者。

   教诲

1987年7月，叶老对《羊枣事件始末》一文的看法和史稿的写作技巧等方面作了详细的口头解答和指导。他教诲我们：

─文章应注意简练，写多了显得累赘。应立足于对主要事实的记叙。事实一定要讲，多余的、可有可无的句、段一定要删。总之，凡可省略的，都应略去。

─叙述事实时，一定要如实地反映出当时的史实。有这样一种陈腐的偏见，好像把敌人描写得更凶残，方显出烈士越勇敢；好像非得经受严刑、砍头示众，才显得烈士越壮烈。写史料不能采取这种耸人听闻的笔法。比如羊枣一生为革命所作的贡献，最后冤死狱中，这一切就足以证明了他是当之无愧的革命烈士。

─在遣词上，既要贴切，也要合符史实。比如“打进敌人内部”之类的用语，是不恰当的。当时的大目标是抗日，进步的文化人是用合法的地位、用官办报刊理直气壮地宣传抗日，谈不上“打进”的问题。如《国际时事研究》，是官办刊物，刘建绪题刊名；同时，它又是同人刊物，羊枣、李达仁、谢怀丹等人志同道合。因为是官办，无须审稿，由省编译室直接送印。

─《羊枣事件始末》一文的“导火线”一节，应明确一个问题：国民党右派早就想下手，苦于没有借口，用周璧事件给他们提供了这个口实。倘若没有周璧事件，他们迟早也要下手的。

“忌恨”这个字眼不好。因为这是政治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用“忌恨”太狭隘了些，应当考虑换个词，比如说“围攻”就进了一步。

─“永安大狱”被捕的这些战友出狱后，他们又继续战斗，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这是事情的必然发展，是事物的必然结果。

─永安大逮捕后，我们牺牲了所有的刊物。省会搬到福州后，在福州仅存《新语》，但就是这仅存的副刊，在福州勇敢地加入了反内战、反迫害的宣传活动，最后被反动派捣毁了。福州《新语》的编辑人员都是永安的人马，所以，福州《新语》实际上就是永安《新语》的继续。这个例子也说明了永安进步文化活动的影响。

─还应当指出，“永安大狱”的斗争最后是以我们的胜利告终的。反动派抓了人，在全国人民的抗议声中，他们陷于被动的境地，最后不得不把人释放。战友们经营救出狱后又继续战斗，这就是胜利。

─中国革命漫长而复杂。在长期而复杂的斗争中，革命者的经历也是十分复杂的。比如羊枣的党组织关系，我曾为之多方查询，但最后还是查不出他的组织关系。直到最后，周扬出来说，羊枣是左联时期经他介绍入党的，这才终于得到证实。

所以，我们在撰文时，凡涉及人物政历中“党与非党”的问题时，不要拘泥于组织结论般的固定模式，更无须大段地进行“考证”，比如羊枣，只须提一句“某年由周扬介绍入党”就可以了。过多的考证，无疑是浪费文字，也冲淡了中心。但谁是不是党员必须搞清楚，不能马虎。写文章必须有准备，论点要对头，论据要有理，前后要照应，用词也要恰当。

 尾声

1988年7月28日，我收到叶老的最后一封来信，他深情地说：“奉读来信，如晤老友，十分亲切。永安资料，出力是应该的；这次病倒，不能帮忙，很抱歉。我去年十月生病，十二月住入省立医院，今年四月转到九三医院，上月回家。因为医院没有其他办法，而且很贵（房租每天10元），回家后服中药，学气功。”但终不治，在1988年10月4日离开了我们。

叶康参同志对永安抗战文化史料的征集和研究付出了巨大心血，作出了重大奉献。他的高尚品格和忘我精神永存，他的音容笑貌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2008年9月初稿

2012.年8月 修改

（原载《三明党史》双月刊2009年第1期）

（95）叶康参患肺癌右手瘫痪后，用左手写的信件手笔

1、林洪通编著《永安抗战史话》111页 《为了历史的真实——纪念叶康参同志逝世20周年》

2、林洪通编著《永安抗战史话》118页 《为了历史的真实——纪念叶康参同志逝世20周年》

林洪通编著：抗战永安出版界，聆听过斯大林报告的中共党员谢怀丹

永远怀着对党的一片丹心

─纪念谢怀丹同志逝世20周年

林洪通

（52）①中共地下党员谢怀丹①

题记：2012年8月谢怀丹同志逝世20周年了。这是一位参加过永安抗战文化活动的杰出女战士。她早年就投身革命，1926年留学苏联，1930年入党，两次坐敌牢，两度丧爱子，丈夫被划右派，一生革命经历特别坎坷，但对党的事业始终赤胆忠心。龙年春节期间，我在福州拜望了她的丈夫、战友，现年已97岁高龄的老革命、老作家赵家欣。赵老嘱我写一篇文章，以纪念谢怀丹同志逝世20周年。5月13日，赵老在给我的来信中重提此事。这足见赵老对亡妻谢怀丹的无限深情！

早在2007年，93岁的赵老就把他写的《留得清香在人间—纪念爱妻谢怀丹百年诞辰》的文章寄给我“存念”，文中写道：“怀丹逝世后，我写了10多篇纪念文章，多是表达与她半个多世纪携手人生，同甘共苦的绵绵情愫和‘生死异途长相忆，从此天下无知音’的刻骨哀思。”他们“相依相扶，共同走过了漫长、曲折、坎坷而又充满爱情幸福的54个春秋。”赵老对这位苦难深重的革命女性有如此深厚的情感，以至“欲诉无语，欲哭无泪”的境地，这不仅仅体现在夫妻恩爱的层面上，而更体现在他们为民族解放、民主自由而浴血奋斗的革命征途上，从而共同创立的生死与共、充满人间酸甜苦辢的同志感情！

        谢怀丹，原名裘东莞，1908年10月27日生于山东沂水县。她1925年9月在山东济南女子中学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夏团组织委派她到上海闸北区团委秘书处工作，同年12月被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她在中山大学与蒋经国、张闻天、王稼祥、陈伯达等为校友，聆听过斯大林、宋庆龄等人的报告。她1930年7月转为中共党员，同年8月回国后在上海工厂开展工人运动时被捕，囚于苏州女监，不久获释后，党组织派她到厦门编辑党刊《福建红旗》。她后因党组织被破坏而转到印尼，化名谢芳，在苏门答腊亚萨汉培善学校教书。这时她参与创办革命刊物《赤潮》。因《赤潮》宣传革命，在印尼华侨中引起极大反响，1933年5月，她被荷兰殖民当局逮捕。她在狱中坚贞不屈。据荷兰法律，将她驱逐出印尼国境。她1934年初被押解到中国，途经香港时与其他8位难友一起逃脱，在香港吴其和家隠蔽一个多月后，辗转到泉州，与泉州特别支部党组织接上关系。她化名王文英，在塘头乡、林口乡、岭兜乡等地创办小学和农民夜校，宣传革命真理和妇女解放。1935年因当地党组织被破坏，她于1936年撤到厦门，入《江声报》任编辑，并与厦门党组织接上关系，为利于工作，她改名谢亿仁。她利用《江声报》办起了“前进妇女”周刊。“七.七”事变后，她担任中共厦门妇女支部书记、“厦门抗敌后援会慰劳工作团”团长、《抗敌导报》编委。从事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工作。

1938年5月，厦门沦陷后，她与中共闽西南特委和中共厦门工委的同志决定将厦门抗日群众团体联合成立组成“厦门青年战时服务团”，施青龙任团长，她任副团长，全团有108人，并决定都撤离到漳州和闽南一带继续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活动。10月，中共漳厦工委估计形势险恶，为使总部设在漳州的厦青团取得合法抗日团体地位，决定派该团谢亿仁、邓贡直前往福州与省抗敌后援会交涉。因战时公路破坏，她们二人步行数天到达泉州。刚到泉州，漳厦工委告知，厦青团出事，停止前进，就地隐蔽。果然，厦青团遭受国民党顽固派破坏和迫害，并被强行解散。未及逃离的52名团员被武装押解到沙县受训。国民党顽固派特务侦缉追捕厦青团副团长谢亿仁。恰巧这时，任香港《星岛日报》记者的赵家欣刚好到泉州采访，即以新闻记者身份掩护了她。为便于隐蔽，建议她改名谢怀丹。这寓意永远怀着对党的一片丹心从事革命工作。此后这名字使用终生。在杀机四伏、白色恐怖弥漫的日子里，两个吉凶难卜的年青人，结为伉俪。一段时间后，为了安全，党组织通知谢撤离泉州。1939年谢与赵家欣一起到建瓯工作。1940年春谢与党组织失去联系。

当这对革命伴侣在上饶《前线日报》工作时，1942年3月2日，福建省三青团发给江西第三战区三青团支部关于赵家欣和谢怀丹的密函密报，写道：“据密报上饶前线日报记者赵家欣及其妻谢亿仁均系奸党分子，兹抄原密报送请查照防范为荷。”密报的最后一段文字写道：“以香港某报及南洋某报记者为掩饰，实际从事奸党宣传……现在前线日报工作，是否还有奸党的关系，不得而知，对奸党的宣传，据各方调查，尚未停止。又谢亿仁亦系奸党重要分子，恨其历史不详为憾（此8个字被核稿人勾去）。谢亿仁已改名为谢怀丹，亦在前线日报工作。”此前，国民党顽固派特务邓文仪就任第三战区政治部主任，要来视察《前线日报》。邓曾是莫斯科中山大学学生，认识谢怀丹，故谢一度辞职避开。

1942年夏，日寇沿浙赣路西侵，上饶沦陷，战局紧张，战区疲于应变，特务们无暇顾及深入“查照防范”。《前线日报》撤退入闽，报社负责人将赵、谢裁减。于是，他俩带着两个孩子赵建男和赵建光，从江西上饶撤退入闽，经崇安、建阳、建瓯、南平，历尽艰辛，辗转来到福建永安，从此在永安经历了三年多的战斗生活，投身到轰轰烈烈的抗战文化活动中去。

赵家欣应永安改进出版社社长黎烈文之邀到永安任《现代青年》月刊主编。最初他们住在永安北门改进出版社宿舍，后搬到马巷宿舍。在马巷宿舍居住期间，二岁小儿子赵建光因患阿米巴痢疾，缺医少药，不幸夭折。后来马巷宿舍被日机轰炸化为灰烬，最后搬到上桥尾一幢被称为“寄农小筑”的木屋中。

谢怀丹到永安后，因莫斯科中山大学学历和革命经历不能公开，故先后在《民主报》、《建设导报》社和《民意》杂志社任编辑，并积极为各报刊写宣传抗日的文章。1944年6月，羊枣（杨潮）到永安。8月，羊枣介绍谢怀丹进入福建省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在研究院，谢怀丹得以发挥特长。这时她与李达仁一起，协助羊枣编辑《国际时事研究》周刊。当年曾在社科所任经济组长的章振乾回忆说：“怀丹同志是一个勤勤恳恳的工作者。王亚南来到研究所创办《社会科学》季刊，发表研究人员的著作，按期征稿，出版发行。在他任内，每期头一个交稿的几乎全是谢怀丹。她原是《国际时事研究》的编辑，羊枣是主编，习惯于在家写文章，很少来所办公。一切编辑、油印和校对等等，都落在怀丹和李达仁同志二人身上。怀丹家有丈夫、儿子，没有条件请保姆帮助，一大堆家务事压在她的身上，除了岗位工作，又有社会工作。为了宣传抗日救亡，经常为永安《建设导报》、《联合周报》写文章。此外，她还担任《民主报》社论的撰写人。尽管她那么忙，但却是勤勤恳恳的工作者。”这时，谢怀丹为《社会科学》写了七篇研究东南亚各国的颇有份量的文章，还为《建设导报》、《民主报》、《联合周报》撰写论文，为《国际时事研究》周刊撰写国际评论。发表了《一九四四年的太平洋战场 》（17期）、《一九四四年的欧洲战场》（18期）、《旧金山会议纪要》（39期）等论著。与此同时，谢怀丹收集资料，每期编辑约1800字的《世界大事记》登在该刊12版上。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编年史料，取舍严谨，编辑独出心栽，极有参考价值。

然而，就在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的前夜，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永安大狱”事件，1945年7月12日开始实施大逮捕。这时，谢怀丹和赵家欣处境十分危险，但他们不顾个人安危，想方设法通知有关人员转移、隐蔽。7月12日，谢怀丹得知“特务在研究院查问李达仁”的消息，她急忙赶到城里通知李达仁。又赶回家收拾书籍，把朋友往来的信件塞进炉子烧掉。当她得知李达仁躲在他的湖南同乡欧化群家时，即与欧化群、赵家欣、叶康参商量，帮助老李化装成回湖南的退伍老兵，逃出永安，但没有成功。

谢怀丹躲躲闪闪地过了几天深居简出的生活，一天，她又到研究所去。羊枣、李达仁被捕后，《国际时事研究》已人去楼空。上班只有打听消息，跟余志宏、郑书祥交换一些情况。研究院的隔壁就是省政府调查室（一个特务机关）。谢怀丹在《白色恐怖的日子里》一文中回忆道：“我们正谈着话，突然，对面小山上人声嘈杂，我和余志宏走到窗前往外看，只见一个身穿白色衬衣和睡裤的人正往山下飞奔，后面一群人大声叫喊着追赶。这时，楼上也有两个人拿着手枪下来参加追捕。那逃跑者跑到田里被捉住了，接着被关进对面山头的小房间。这时郑书祥也来到窗口，我们三人都看清那个被抓的逃跑者就是李达仁。”原来李化装成“湖南老兵”在路上被捕，后关在研究院对面小山上的小屋里。他瞅准了一个机会逃跑，可惜没有成功。

过了一个星期，叶康参在上班的路上也被捕了，谢怀丹家的气氛更为紧张。赵家欣要怀丹到城郊蔡淑惠家里躲一躲。蔡曾是“厦门青年战时服务团”团员，是谢怀丹的老战友。谢怀丹挨到夜静才回到“寄农小筑”家中。

当时，王亚南、余志宏、赵家欣、谢怀丹等人，都做好了被敌人逮捕入狱的准备。

但不到一个月，抗战就胜到了。随后省会即迁回福州。

赵家欣、谢怀丹于1945年10月离开永安前往福州。谢怀丹仍任福建省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解放后，1951年起，谢怀丹连任福建省妇联副主任、省政协常委三十余年。在省妇联工作期间，她不畏艰苦，克己奉公，平易近人，谦虚谨慎，钻研业务，工作勤奋，深入基层，联系群众，为开展福建的妇女工作作出了不懈的努力，获得了显著的成绩，她的高尚的品格，受到人们的普遍赞扬。

当赵家欣被划为“极右分子”的时候，有人劝她与之离婚，她曾撰文说：“在这个时候，许多妻子都与右派丈夫离了婚，我的亲友也多次劝我与他离婚，同时机关中又要我揭发他的问题。当时真把我搞糊涂了。他的家庭成分是城市贫民，他平时表现，热爱新社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共产党，他应该受批判吗？我揭发他什么呢？我应该和他离婚吗？为什么？我不能盲目随大流，不能离婚！特别是正当他处在逆境的时候，我不能抛弃他，我应该为他辩护。……别人不理解他可以，党组织一时不理解他也可以，作为他的妻子，二十年共同生活，我不能昧着良心离弃他，那样不仅不符合我们民族的传统，也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原则。”这就是这位坚强女性的人生哲学。她有坚定的革命立场，高尚的人格，坚强的意志，丰富的感情，善良的心地，开阔的眼界，奉献的精神。

更加令人痛惜的是，他们的大儿子赵建男又在20岁时因公牺牲。因两度丧子，他们悲痛不已。

党的三中全会后，经落实政策，组织上认定谢怀丹1946年以后的党龄，并恢复她的行政13级，后再提一级，为行政12级老干部。

1985年9月，谢怀丹和赵家欣应邀参加了“永安抗战进步文化活动学术讨论会”。会后，谢怀丹在《燕江寻旧》一文中写道：“参加了永安抗战进步文化活动学术讨论会，会见了阔别四十年的老朋友，昔日翩翩少年，今天都已白发苍苍，握手言欢，悲喜交集。如今王亚南、余志宏、董秋芳、李力行都已逝世，羊枣被虐死在杭州狱中。缅怀先烈，互相勉慰。今天尤应以有限余年为促进第三次国共合作，为振兴中华作出新的贡献！”在参加学术讨论会期间，她与赵家欣的联合题词是：

燕江风雨七度秋，

南天北国思悠悠，

山城卌载喜相聚，

皓首相邀少年游。

（52）④谢怀丹3部著作封面④

1992年谢怀丹逝世，福建党史月刊、厦门、《．永安党史资料》和一些报刊发表了不少纪念诗文。为纪念谢怀丹90诞辰，1998年，老作家陈中编著出版了《谢怀丹传》，2008年海风出版社出版了谢怀丹散文选《木棉花又开了》。

2008年6月写于上海

2012年5月改于上海

（原载《炎黄纵横》月刊2012年第8期）

2、林洪通编著《永安抗战史话》119页至125页《纪念谢怀丹同志逝世20周年》

林洪通编著：拜访抗战时期福建省主席秘书谌震先生

拜访抗战时期福建省主席秘书—谌震先生

林洪通

难忘的会面

（77）③爱国民主人士谌震和他的儿女孙辈们（后排右起：儿媳王金利、儿子谌准、女儿谌六平、女婿王焕绪、长孙谌皓）（2009.4 28摄）③

2009年4月27日，我乘赴桂林旅游之机，折回长沙，拜访抗战时期福建省国民政府主席刘建绪的秘书、“永安大狱”被捕者之一谌震先生。我作为一名地地道道的永安人，一名永安的老党史工作者，虽已退休十年，但对他有深厚的怀念之情。

我认识谌震是1985年。那年，他应邀前来永安参加“进步文化活动学术讨论会”。经二十多年的亲切交往，已与这位文化战线老前辈成为好友了。

谌老今年90岁。他是个民主人士。抗战时期，他在永安为抗战做了很多好事。抗战胜利前夕，1945年7月被疑为“共党首要分子”而被捕坐牢。1948年回到湖南新闻界，1949年参加湖南起义。解放后长期担任《湖南日报》编辑，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1958年被判刑13年，是省报社54名右派中受处分最重的一个。他坎坷22年，1979年平反，现在享受离休待遇。1993年起，他被聘为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耄耋之年，笔耕不辍，曾写书10余部，共300多万字。尤其是从83岁到90岁之间，七年写了七本大部头论著。

这次见面，他变了模样。他患有糖尿病、肺气肿等疾病，肺气肿尤其严重，不能弯腰，不能走路。尽管如此，他刻意到离寓所5里外的长沙市中心的特色风味饭店宴请我，陪我用午餐，足见他待客之真诚。这使我非常过意不去。

他耳朵很背，如要和他说话，必须把嘴贴在他耳边并大声发音才能听到。这种状况可能很久了，以致于他的女儿同我谈话时，也习惯地把嘴贴在我的耳边大声讲话，使我的耳朵被震得发涨。

谌老思维敏捷，记忆清晰，谈吐自如。每每我问一句，他能讲述出许多问题。他谈了许多永安抗战时期的往事，特别是有关刘建绪的事。这不是我的本意，但他的许多推心置腹的话语，却令人回味深长。

他的居室简陋程度，令我有些愕然。在窄小的旧房内，铺着一张木板床。靠墙的床边从头至尾堆放着各式各样的历史书籍，墙上挂着书架，书架里自然也摆满了书籍，其中四十多册《胡适全集》尤其显得突出。那天，我见他用小矮凳坐在床边，以床当桌子写字。很难想象，一个大学者在离休后是在这样的环境中著书立说的。据他女儿说，十余年前，报社集资建新房，他作为离休干部，只需花八九万元即可挑选一套宽敞的新居，但他硬是不要。把机会让给别人。他的六个儿女都退休了，儿孙成群，全家共有33口人，对他都很孝顺。

“我在刘建绪家门口当秘书”

谌震是湖南长沙人，十九岁任报纸编辑，二十二岁任福建省政府主席刘建绪的秘书。有人说他是刘的“机要秘书”，也有的说是“随从秘书”。这次见面，我问及此事。他侃侃而谈。说：

刘建绪任命我的就是“秘书”，没有别的什么名称。当年，刘建绪到任时，找了很多人替他写文章，不尽满意。结果我一写，他很满意。我的本事是什么呢？一是快，刘建绪要的文章，不管再重要，我在头天晚上加个班必定出来；二是短，因为办报，写短文，锻炼了我。所以，我写的文稿，如为刘建绪写讲稿，大多比较简短，通俗明了，但有分量。该讲什么问题，讲得实实在在，不摆架子，不放空炮，较切合实际，使听众都感到有所收获。福建已故诗人叶康参先生曾说：“老谌写的本来是大官话，听起来却不象官话。”后来省政府有些重要文件，如施政纲领、施政报告、全省行政会议总结，等等，也都由我起草。

记得1941年11月我到永安后，第二天，刘建绪就要我与他一起到闽南视察。我同去了。视察回来即任命我为“编译”，过了几个月，任命我为“秘书”。那时一个月给我几百块工资，我就觉得了不起了，不知天高地厚了。我到晚年深感后悔。为什么呢？我既然在刘建绪的家门口当秘书，本来可以为福建多做些事。但我没有认真读书，也没有做调查研究。那时，我可以到处参观，可以了解情况。可是，我太浮躁了。比如，那时农业改进处就在我对门，该处的主任秘书任自强是我湖南同乡，好友，如果我肯下点功夫，扎实一点，多跟他聊聊，到有关单位参观，写成一篇篇文章，寄到《大公报》，寄到重庆，也许可以对福建农业有所贡献。至少我自己可得到很大益处。还有教育厅，离得也很近，我也可以为教育做点事。所以，现在感到很后悔。

“刘建绪在福建做了好事”

谌震谈到，刘建绪到福建任省主席时，人家都不知道他的底细，只知道他是一个将军，一个武官，很多人都看不起他。但后来人们对他的印象变了。总体上福建对他的印象是好的。谌老说：

在刘建绪到任以前，省主席是陈仪。陈仪是个有名的政治家。刘建绪接陈仪的班，能够照陈仪的办法做下去。这是很不错的。他能这样做，在国民党内也是少见的。例如他能接纳王亚南、羊枣等这些进步文化人士到福建工作，宣传抗日，就很不错。他的政绩，福建人多多少少是可以感受到的。刘建绪在民国16年（1927年）就当师长了。当时师长的月薪有1万多光洋。他到福建当主席是贴本的，工资不够用。他在与部队移交时，也留下了几个仓库给福建地方。永安就有两个仓库，建阳也有一个仓库。

当年，永安有一个好的东西，那就是政治空气比较好。省政府食堂吃的是草包饭，红米饭。公职人员生活都很简朴。像最重要的财政厅厅长严家淦，生活也是很简朴的。刘建绪本人也很简朴。他对部下也管得严，他的部下也不会搞什么名堂。当年省政府下面的处，官职很少，如田粮处只有个副处长，国民兵团只有个副团长，兵役站只有个副站长，干部训练所只有个教育长。这副处长就是处长的职权。

从1946年开始，福建进步人士和爱国学生强烈反对蒋介石的内战和专制统治，集会、游行此起彼伏。1947年，全国学潮汹涌，武汉大学、浙江大学都被武装军警包围搜捕学生，酿成血案。福建也闹学潮，刘建绪做法不同。福州学生与警察发生冲突，刘命警察向学生道歉。学生上街，他派军警徒手上街站岗。保安处发言人指责学生，多不符实际，引起学生反感，刘建绪予以批评，并向学生道歉。有人说，省主席向学生道歉，岂不丧失威信？刘说：有错即改，正是为了维护威信，有错不改，反而迁怒他人，那才是丧失威信。

1948年农学院两学生被宪兵打伤，由省政府登报道歉。刘说学生有参政权。省政府出来讲话，说我们错了，向你道歉。这是什么气度？你想一想，个人在历史上，能够讲一句话，就了不起了。这年9月1日，是刘建绪治闽七周年，往年都由省报发表文章，总结一年政绩。这次我却劝刘主动辞职，并在中央未批准之前，即向社会公开表态。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济南已经解放，蒋政府发行金圆劵，我估计蒋介石必向台湾撤退，那时蒋介石一定不放心刘建绪，必定会派自己的亲信来福建。刘认同我的估计，即向蒋提出辞呈，蒋介石立即批准。福建各界人士看到刘主动让贤，非常意外，也非常赞赏，热烈欢送，并赠以“福州荣誉市民”称号。

1949年9月刘建绪和龙云、黄绍竑等四十多位国民党中央委员、立法委员，联名通电拥护新政协，他排名第三。但他未去北京，在香港观察两年之后，全家移民巴西。他在巴西终老，享年84岁。几个儿女在美国和巴西都有成就，其中有三位博士。长子刘奇凱，是巴西大学物理系主任；二儿子刘奇立，是电力专家；三儿子刘奇曙，是电脑博士；四儿子刘奇明，是水利工程博士；女儿刘友珍是中共地下党员，福建著名妇科医生，解放后长期担任福建省政协委员。

谌老曾给中华书局出版的《民国人物传》写了刘建绪的传记，文字不多，但较实际，也较全面。民国人物传记收了800多人，由中国社科院民国史研究室编纂。他写刘建绪传记时，对刘的子女了解不全面，后来编辑部给补充完整了。不过，我不禁要问：刘建绪在围剿红军时不是表现很积极吗？谌老说：“那是积极的。他那时杀人也很多，但那不是他一个人的帐，他后来有那样的觉悟，就很了不起了。”

“没有周璧被捕事件，不会发生‘永安大狱’”

鉴于谌老是当年介绍周璧前往浙东找新四军的当事人，因周璧被捕而酿成永安大逮捕事件，故在永安抗战文化活动中，周璧被捕事件和“永安大狱”占有一定位置。于是，我顺便问及：“如果没有周璧事件，会发生‘永安大狱’”吗？谌老肯定地说：“不会！”他说：

我介绍周璧到浙东找新四军，那完全是出于一番好意。这件事情几方面都有错：首先，美国新闻处开给周璧的介绍信写错了字，随意涂改，这是美国新闻处做事太荒唐。这怎么行呢？所以引起特务怀疑。你写错了，怎么可以胡里胡涂改一改就行呢？这是一。其二，周璧做事也太荒唐，涂改的介绍信为什么就没有发现呢？你为什么不叫他们重写一份呢？再者，周璧以为有了美国新闻处的介绍信就忘乎所以，一路写信、打电话，引起特务注意。其三，浙东新四军纵队也处理不当。当时周璧和刘金都要求留下参加新四军，你怎么只留下刘金而拒绝周璧呢？你留下他就没事了。所以几方面都有错，故而酿成永安大逮捕。“永安大狱”是个偶然事件，不要看得太严重，不要夸大。

问：永安抗战进步文化活动是否可与重庆、桂林相提并论，作为抗战时期三大文化中心之一？

谌：那不行，重庆、桂林是全国的文化中心，而永安差远了。当年影响最大的报纸还是江西的《前线日报》，它的总编辑是宦乡。宦乡后来任英国大使。当年浙江的温州、金华也有过文化活动。当然，永安的抗战文化成果是突出的，可以称为我国东南的文化名城。

问：“永安大狱”被捕人员中，有姚勇来和沈嫄璋。但近年披露的资料发现，姚勇来、沈嫄璋参加了中统特务组织，那么，他们的入狱，是否特务施用的“苦肉计”？

谌：我们当年都有怀疑，但没有根据，也没有发现出卖行为。姚勇来到台湾后生活相当困难，坐了好几年牢，放出来后开小店为生。他的爱人沈嫄璋在台湾很红，后来由于内部斗争，突然被捕坐牢。在牢里受不了，自杀了。自杀时连衣服都没有穿。

笔者曾在《抗日战争时期永安文化活动中地下党员的组织关系》一文（刊于中共福建省委党校校刊《党史研究与教学》1990年第5期》）中，将姚勇来、沈嫄璋列为到过永安的共产党员，其根据并不充分，二人并不曾参加共产党，不可列入党员名单，该文提法应予纠正。抗战后期，姚勇来、沈嫄璋参加了国民党中统特务组织。姚勇来是1945年初同中统永安区区长蒋海溶单线联系的。李品珍在狱中已怀疑姚勇来是特务施用“苦肉计”而进牢房的。李品珍出狱后，在福州碰到姚勇来，到上海又碰到姚勇来，以为是跟踪。但始终未发现姚有叛变行为。

在与谌震的交谈中，我加深了对许多历史细节的了解，收获颇丰。当然，谌震晚年勤于笔耕的事迹令我动容，他至今还念念不忘的两件人生大事，也令我非常敬佩。

“中国文言文一定要学”

谌震晚年很关心教育。他今年九十岁了，却雄心勃勃，干劲十足，想做两件大事：一是抢救文言文，二是写成《简明中国通史》。

对于文言文，谌老认为，九十年前，胡适、陈独秀联手发动文学革命，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这是非常重大的进步，加快了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步伐。但在今天，大陆的中学生，对语文课竟有三怕：怕作文，怕文言文，怕周树人。既然现在中学生都怕文言文，而中国几千年历史都是文言文记录的，那么，将来又有谁能读懂古籍，又怎样继承中国文化的精华？他以为这是中国文化潜在的严重危机。即青年与传统文化距离越来越远了。谌老说：

我们必须知古，发扬古代文化的精华，批判其糟粕。因此，一般人应当对古代文化有所认识，更应有一批学者能够钻研古籍，所以文言文的教学很重要。中国的文言文一定要学。几千年的文化，你不能丢。但是，你学的时候，要懂得方法，要讲道理，要使人学起来很感兴趣。最近，台湾有些人士，如历史学家许倬云、诗人余光中等，发起“抢救国文教育联盟”，岂不是和我的想法一致？他们感到台湾的语文教学也不行。许倬云曾留学美国，跟蒋经国关系很好，所以蒋经国常常听他谈话。据《南方周末》文章介绍，台湾能够有今天，许倬云起了很大作用。现在他常来南京。他有一个朋友，原是南京大学毕业的，希望许倬云能到南京大学母校讲学。而南京大学也欢迎，后在南京大学成立了一个研究院。现在大陆的一些人更不懂古文的教学。以前，我们知道，那教古文的老师，讲《西厢记》什么的，那简直让学生听得入迷，听得忘乎所以。现在，有些高中老师教语文教得枯燥无味。所以，要让学生懂得文言文，首先能使学生喜爱文言文。

我们中国有个很了不起的地方，那就是中国这么大，语言非常复杂，但可以用一种语言加以统一。如福建省内就有几十种语言：闽南有闽南话，闽西有闽西话，闽北有闽北话，福州有福州话，莆田有莆田话。但是可以用一种文字和语言加以统一，那就是汉字和汉语。但汉字与英文大不一样，英文只有26个字母，连大小写也只有52个字母。但西方文字变化太复杂。英语变化小一点，什么德语、俄语等变化就多了，什么变格变位等等。而中文就不一样，变化很小，直到现在，中国汉字除了增加几个化学字以外，基本没有增加新字。现在汉字输入电脑了，也充分体现了汉字的优越性。问题就在教学上教得不好。

所以，我想写封信，由你带到南京，带上《新译新评古文观止》，找到许倬云，能见到许倬云最好，同他谈谈，不能见到把书交给他们。因为我这本书正是这回事。我这本书你在北京找了那么多家出版社都未能出版。大陆的出版社一言难尽。这就叫做“门难进，事难办，脸难看”啊，是吗？如果在台湾是一定能够出版的。如有可能，可把书带到台湾去。我是不行了，我不能到台湾，如去要一路吸氧，人家也不会让我上飞机，上去了，出问题怎么办？人家怕嘛。我现在是苟延残喘，但我这颗心还是不错的。

基于上述认识，谌震对《古文观止》这个较好的古文选本作了新译新评，编成《新译新评古文观止》一书。今年，他又对该书进行第三次修订。这次修订，主要有三点，一是将古文分段注释，二是将古文的生僻字注音；三是小部分评介更深入一步。并改书名为《古文新读--新译新评古文观止》。只印4册。

对于“译文”，一般的译文只是转达了原文的意思，大多冗长鄙陋，而他的译文则尽量保持原文之美，不仅惜墨如金，而且尽可能保持原文中的警句，凡是韵文，如《卜居》、《归去来辞》、《阿房宫赋》、《吊古战场文》等等约二十多篇，也都译成韵文，都讲究对仗。如《岳阳楼记》，译文中竟有二十多句保持原文，而且全文也像原文一样，多是四字一句，多押韵。读起来很像就是读的原文。

对于“新评”，他用新眼光对每篇古文重新分析，颇能“通古今之变”，大胆创新。如陶潜的《五柳先生传》，历来盛赞他读书“不求甚解”，也就是不钻牛角尖，不搞烦琐哲学，新评却指出，“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更为重要，并引用夏丏尊、叶圣陶的《文心》加以阐释，称之为“快乐读书法”，是矫正当前语文教学之弊的灵丹妙药。又如苏轼的《刑赏忠厚之至论》，主张审案应当“罪疑唯轻”。各个选本都认为这是儒家主张“仁政”的空谈。谌老的新评则予以充分的肯定，认为这是对人权的重视，在古代能够做到这一点就很不容易。但“罪疑唯轻”只能够减轻受冤的损害，留下以后平反的机会。要真正做到不冤枉一个好人，只有实行现代法学所尊奉的“无罪推定论”。而中国直到二十世纪末才在《刑事诉讼法》中引进这项原则，要认真贯彻，还须付出极大的努力。这样，就把学习古文和学习法律结合起来，也和保护公民权利结合起来。可惜《古文新读》这本好书至今未能正式出版。前两年我为此事在北京找了六家出版社都未能如愿。

“必须十分尊重历史”

谌震十分重视中国历史的教学和普及。他要做的第二件大事之一，就是要亲自编写《简明中国通史》。谌老对中国的历史，中国的文化，都有若干不同见解。认为历来说的“以史为鉴”，其实不过是说说而已。现在就大不相同了。如欧盟各国就是以史为鉴，有了三大转变：一是对外放弃侵略政策和殖民政策，变为维护世界和平、扶助发展中国家。二是对内实行福利政策，消除贫富悬殊。三是欧洲各国不再互相仇视而是友好团结，甚至打通边界，统一货币。①尤其德国，更牢记希特勒时期对全人类所犯的严重罪恶，多次向有关国家道歉，严禁纳粹思想的复活。谌老说：

中国是世界极少数古国之一，而且四千年文明史从未中断，更应当有一部客观公正的简明的中国通史。在世界历史上，像中国这样古老的国家不过六七个，有的国家不但早已灭亡了，而且他们国家的人也变了。埃及、伊拉克等国，他们的历史都比中国早。而现在呢？他们的国家早就亡了，他们国家的人民也不是原来国家的人民了。现在埃及的人民大多信回教或者信伊斯兰教，或者信阿拉伯教。那都是埃及亡国以后一千到两千年才有的教义。所以他们的人也变了。埃及原来的人怎么样？谁也不晓得，谁也说不出来。伊拉克也是这样。伊拉克现在信伊斯兰教，可是这伊斯兰教的兴起年代，是相当于中国的唐朝时期的年代。伊拉克的巴比伦，早在中国的秦朝以前、东周以前就灭亡了。那么，我们中国呢？不但是孔子时期的人而且是孔子前期的人都是我们的祖先，都没有变。埃及、伊拉克早就不是这种情况了。

谌老曾多次批评高考用电脑阅卷是“禁锢思想，压抑人才”，多次指责高考语文试题和政治试题、中小学语文课本、八教授合编的《中国革命史》（大学课本）的谬误。他有志于此，集中精力，已先后写成《中国上古史》、《秦汉隋唐史》，都有新意，并纠正了前人一些谬误。可惜因病辍笔。最近，他住院治疗，效果不错。他来信说，准备在一两年内，写成《宋元明清史》，然后再写成《民国史》。如果写成《宋元明清史》，即可说是相当完整的中国通史。倘若《民国史》也能写成，那就更加理想了。

写到这里，我非常高兴，因为这位年满九旬的老人，已经再次战胜病魔，重新执笔，继续奋斗，不久之后，当有新书可读了。今年四月，我曾写了一篇《一位“永安大狱”被捕者的晚年笔耕—贺谌震先生90寿辰》的文章，特别提到他从83岁到90岁之间，七年写七本书的事迹，故在此不赘言。但谌震在作学问中所体现的求实精神，严谨的科学态度和执着努力，这将是我们晚辈继续前行的榜样与动力。

                                    2009年06月初稿

                                    2012年05月修改

（原载《三明党史》双月刊2010年第1期）

    ①这是谌震的当时看法。

林洪通编著：贺“永安大狱”被捕者谌震先生90寿辰

1、永安市委党史研究室退休干部林洪通同志退休后编著的《永安抗战文化史话》于2013年10月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管其乾  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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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永安抗战文化史话》目录 之一

一位“永安大狱”被捕者的晚年笔耕

─贺谌震先生90寿辰

林洪通

（77）②爱国民主人士谌震（2009年4月）②

题记：谌震先生，抗战时期是福建省国民政府主席刘建绪的随从秘书。在福建战时省会永安，为抗战做了很多好事。抗战胜利前夕，在“永安大狱”事件中被捕入狱。抗战胜利后为解放事业尽力，并参加起义。解放后，虽遭遇坎坷，在逆境中其志不夺，耄耋之年，著书立说，笔耕不辍。今年是他90华诞，撰此文以贺。

2009年3月24日，我收到了谌震先生的来信和他的新作《民国春秋》。他今年已90岁，是当今为数很少的参加过永安抗战文化活动主要人物之一。他既不是共产党员，也不是国民党员，是纯粹的无党派人士。他青年时期就为我国的抗战文化和人民解放事业，作出过可贵奉献，业绩斐然。近年来，他不停地写作，不遗余力地为繁荣我国文化事业作出新的贡献。

青年英才

谌震是湖南长沙人，1919年出生。早年肄业于南京五卅中学。1937年至1940年他先后任南京《早报》和长沙《观察日报》编辑，桂林国际新闻社记者、编辑，衡阳《开明日报》代总编辑并兼长沙《晚晚报》主笔。

谌震在永安所作的贡献，以广集人才和兴办实业为最显著。为了抗日，他利用所任省政府主席秘书的职务之便，通过刘建绪，介绍了很多仁人志士乃至共产党员（未暴露身份者居多）到省直各部门和全省各地工作。如介绍曾在衡阳任《大刚报》主笔的军事政治评论家羊枣（杨潮）给刘建绪，杨被任命为福建省社会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兼省政府参事（后又被美国新闻处东南分处聘为顾问）；介绍1938年任中共湖南宁乡县工委书记的李品珍到东南出版社任经理；介绍老共产党员胡允恭到福安县当县长；介绍曾任《开明日报》总编辑的共产党员钟尚文（原名骆何民，曾七次被捕）到福安任田粮处处长；介绍从浙江避难到永安的共产党员周左严到《建设导报》任总编辑；还介绍进步青年周璧到浙东去找新四军，等等。

（77）⑤爱国民主人士谌震在永安抗战进步文化活动学术讨论会上的题词⑤

1945年7月，在“羊枣事件”中，谌震与羊枣被国民党顽固派列为主要逮捕对象，并同时被捕。他1946年3月获释后在福州曾主编过《世界语双月刊》。他1948年回长沙，任《长沙晚报》“法报”主笔。解放前夕在湖南醴陵等地参加起义活动，后任湖南湘东纵队政治部主任。

晚年抱病笔耕，七年著书七部

    谌震离休后，除出色完成了《湖南报业志》、《湖南省志》第20卷的编写任务外，从1995   年起在广州的《同舟共进》、《东方文化》等刊物上陆续发表杂文、散文。2001年结集正式出版了《人杰地灵话湖南》、《呼唤英雄》等书。从2002年起陆续撰写《中国上古史》、《秦汉隋唐史》、《中国近代史》、《中国妇女儿童史》、《新译新评古文观止》、《民国春秋》等著作。这些著作大多自费出版，曾得到与他同在“永安大狱”中被捕的老友李品珍、王一帆的资助，印数十册至数百册赠送朋友。从他赠送给我的7本著作统计，就达212万字，如再加上我未见到的著作，估计在300万字以上。年纪这么大，时间这么短，出书这么多，是令人难以想象的。特别是近年，从83岁到90岁之间，用7年时间写了7本书。他之所以能够完成如此巨大的著述工程，是集几十年读书、观察、实践的结晶，也是他晚年所焕发出来的光和热。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事实上，有些老人，因为经受了种种折磨和锻炼，晚年的志向甚至比少年、壮年更为远大。”②

2007年4月5日来信说：“我近来遭遇大不幸：老伴饶珍中风已四月。她年八十六，……右边手脚瘫痪，大小便不能自理。幸而几个儿女都已退休，日夜轮班照顾。我气喘加剧，有段时间根本不能写作。……我几乎天天要输氧，收费8元，可用一次或两次，儿子隔天骑单车去灌。在这种情况下，我断断续续地，总算把中国近代史的晚清部分写完了……。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只写到义和团，约30万字。胡绳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70万字，我比他们字数少，有些新材料新观点。……《中国妇女儿童史》约四十四万字，已排版。”                                                   

为了使人更聪明

富有新意的“简明中国通史”

自出心裁的《新译新评古文观止》

2007年5月，我收到他寄赠的新版《新译新评古文观止》和一篇短文《我怎样翻译古文》的手稿，我即在电脑上边打字边琢磨这篇短文，很受感动。原来翻译古文是那样不易，也有各种版本。我看了深受教益。他在短文中写道：

    与谌震在“永安大狱”事件中一同被捕的老友、教育家李品珍看了新版《新译新评古文观止》后，曾以《为古代文化和现代文化搭桥》为题写了书评，指出：

“《新译新评古文观止》一书的译文力求信雅达，能够传达原文之美；评介力求思想性和文学性，能对现代读者确有启发。他列举了多篇评介的新观点新认识，可能有所启发：如《桐叶封弟辨》这篇文章说的“桐叶封弟本来是个小故事，但因为挂上了圣人周公这块招牌，影响就太大了。本文指出其两点荒谬：一是神化君主，君主仿佛总是代表天意的，他‘金口玉牙’，哪怕是开个玩笑，也是‘圣旨’，也硬要兑现沒商量。柳宗元大喝一声：不对！君主说话也要明辨是非，错了必定要改，哪怕改他十次也不为过。臣子对君主不能光拍马屁，更不能替君主文过饰非，替君主出馊主意，将错就错。再一点是教育方法的谬误。周成王登位时才十三岁，周公以叔父的身份教育他，怎样才能收到预期的效果？本文认为，一方面应当教他公正爱民，同时也要让他有宽松的环境，边学习边游戏，渐渐学会自我教育和自我控制，能够发挥他的聪明才智；而不应要求太急管理过严，只要大体上合格就行了。如果过急过严，反而会压抑他的创造性，甚至会引起他的逆反心理，那就难以挽救了。恰恰在这两点上，我们觉悟太差，走的弯路太长了。现在的亿万中小学生多为读书而苦恼，不就是违反了本文所说的‘从容优乐’而导致的恶果吗？”

林洪通编著《永安抗战史话》之《拜访百岁音乐家缪天瑞先生》

林洪通编著《永安抗战史话》之《拜访百岁音乐家缪天瑞先生》

1、永安市委党史研究室退休干部林洪通同志退休后编著的《永安抗战文化史话》于2013年10月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管其乾  摄影）

本次网页发表的是林洪通编著《永安抗战史话》147页至153页《拜访百岁音乐家缪天瑞先生》，其他书稿及其书评将陆续发布。搜索“林洪通编著”或本网页中的相关标题或关键字句，可找到本网页。除了每次发文配图，林洪通还有很多抗战永安时期的老照片寄存在我的电脑，比如步虹桥的照片，容量大，清晰度很高。有需要者可联系我，阿管的手机是：15059028136（可微信）

（101）爱国民主人士、101岁音乐教育家、音乐理论家、翻译家缪天瑞（缪天瑞女儿缪裴芙贺年卡背面）③

拜访百岁音乐家缪天瑞先生

林洪通

    我中学时代的一位老师、后为福建永安一中副校长的耑青先生，趁我在北京小住之机，于2007年1月16日在给我的来信中，嘱咐我在北京就近去拜访一位他的浙江瑞安老乡、今年已100岁的著名音乐家缪天瑞先生。      

    信中说：“缪天瑞先生已是百岁老人，现居北京。抗战期间在永安吉山乡国立音专任教务主任，是进步的文化人士，解放后任天津音乐学院院长、《人民音乐》主编。其理论著作多部，是音乐界老前辈，前几年曾获音乐‘金钟奖’①（此为音乐界的最高奖项）。”2007年2月10日，耑老师又来信说：“缪老，确是人瑞（百岁），音乐界大师，与永安有关，因此你在北京可就近采访。因为缪老是百岁寿星，多拍几张珍贵照片。采访时间控制在1小时以内，不宜影响其休息。”

    我作为一名福建永安人，自己的老家原属吉山乡，现又寓居京城，理应要去拜见这位曾经在这片热土上奋斗过的百岁老寿星。

   2007年3月18日上午，北京的阳光分外明媚。我蒙耑青老师的瑞安中学校友黄本华先生（退休前为铁道部电化设计院总设计师，北京瑞安中学校友会名誉会长）相约，来到了垂杨柳广泉小区缪老府上，见到了缪老。一同前往的还有著名歌唱家、国家一级演员姜嘉锵（曾到过永安，应邀参加中央电视台在永安举办的元宵节音乐会，任主唱），及另一位瑞安后起之秀李士春（北京师范大学法学系教授、法学博士、《中国法学》杂志副主编）。

    缪老及其大女儿缪裴芙热情地接待我们，并同我们合影留念。

   缪天瑞作品1

出乎我意料的是， 缪老虽已百岁高龄，但精神矍铄，思维清晰，谈吐自如；他虽有些耳背，但眼睛明亮，能看清名片小字；他行走自如，腰直胸挺。其女介绍，他能从二楼登上六楼，再乘电梯下楼，以锻炼脚力。他说话语音清越，快慢有度。尤其是他的手势，灵敏而有力，更显话语明白而生动。他平易近人，和颜悦色。虽是有突出贡献的高级知名人士，但没有任何架子和傲气。他奋斗的一生是我们晚辈景仰与学习的楷模。

缪老出生于1908年，浙江瑞安人，笔名有穆静、穆天澍、天澍、裴回等。他是我国著名的音乐教育家、理论家、翻译家。他1926年毕业于上海艺术师范大学音乐科，从吴梦非、丰子恺、宋寿昌、钟慕贞学习音乐理论、钢琴。他先后在温州中学附小、温州艺术学院、上海新陆师范、上海滨海中学、上海同济大学附中、上海艺术师范大学和武昌艺术专科学校任音乐教员。1933年起，在江西省音乐教育委员会任中小学音乐教育视察员，并担任由教育部音乐教育委员会主办的《音乐教育》月刊主编。他1939年赴重庆，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音乐教育委员会编辑，主编音乐刊物《乐学》双月刊。他1942年到永安，任福建省立（后为国立）音乐专科学校教授兼教务主任。他1946年去台湾，任台湾省交响乐团编辑室主任、副团长，主编《乐学》季刊。他1949年回到解放后的新中国，先后任中央音乐学院研究室主任、教务处主任、副院长。他1958年参加筹建天津音乐学院，任院长。他1983年辞津进京在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任研究员。他曾担任《中国音乐词典》主编之一、《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舞蹈卷》编委会副主任。他主持《音乐百科词典》的编辑工作。他曾任第三、四、五、六届全国人大代表，天津市和河北省文化局副局长，天津市政协副主席，天津市文联名誉主席，天津市音协名誉主席，中国音协理事。他译作有《和声学》、《对位法》、《曲式学》、《曲调作法》、《钢琴弹奏的基本法则》等，著有《中国音乐小史》、《律学》、《基本乐理》、《儿童节奏乐队》等。他1999年荣获文化部授予的“文化艺术科学优秀成果奖特别奖”。

缪天瑞先生抗战时期在永安上吉山国立福建音乐专科学校任教时，除了在教学上精益求精之外，以一名知识分子的爱国情怀，深切同情和积极支持进步学生从事抗日救亡运动，受到众多进步学生和地下党员学生的一致好评。他四十年代在永安抗战文化中，共同学习和战斗所建立起来的师生情谊，延续至今。

交谈中，缪老回忆起在福建永安上吉山的国立音专时期的教学、生活和斗争岁月时，心情非常愉悦。他说：“音专的学生对我非常有感情，常到我家看望。在北京的福建音专的同学有个校友会，每年聚会一次。目前，音专出来的学生在北京还有十几个人。我行动不便，同学们就来到我家聚会。我这一生到过许多地方，在许多单位工作过，但都没有像在福建音专工作时所结交的学生朋友那么多，感情那么深。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因为在抗战的艰苦环境中，同仇敌忾；在困难的情况下团结起来，搞好学业和支持抗战，同时也建立了深厚感情。”他清楚地记得：“当年音专学校里的斗争也很尖锐，国民党顽固派常派特务来监视学生，夜里打开教室搜查和没收学生的作业、笔记本等，搜查了好几次。后来特务们居然抓走了好几个学生。国民党福建省党部派到学校里来的那些特务，他们无缘无故欺负学生，压制学生，打击进步学生，搞得学校很不安宁，我是反对的。”缪老深情地说：“如今，在全国其他地方工作的音专学生对我也深有感情。如当时的地下党员学生陈宗谷，前年（实为2004年4月）还从杭州来北京看望我。陈宗谷当时也被国民党顽固派抓去了，坐了几年监狱，解放以前放出来了，因为他没有暴露共产党员身份。解放后，我在天津工作时，陈宗谷曾到我家住了三天，他把音专时期的进步活动情况都告诉我，有些细节我当年并不知道。”

由此可见，缪老当年同情和支持学生的抗日文化活动，对国民党特务迫害和压制学生的行径深恶痛绝。陈宗谷1986年在《回忆音专的战斗岁月》一文中写道：音专“学生中不少是浙江、广东及福建沿海一带人，因家乡被日寇侵占而流亡到永安来的，大都是具有爱国激情的热血青年。教师队伍中有郑书祥，是从香港回来的地下党员；还有教务主任缪天瑞，教师黄飞立、陆华柏等，是有正义感的同情学生运动的民主进步人士……我曾经通过缪天瑞老师的同乡、他在中学任教时的学生、我的同班女同学池志立把《新华日报》摘载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给缪老师看，想看看他的反映。缪老师看后说：‘蛮好的嘛！’他还对池志立说：‘我有一个朋友到延安去了，我没有去，这是一件憾事。’他的这番话，表现了一个正直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正直胸怀。”②陈宗谷还写道：1944年“二月，我们组织了一次野餐，郑书祥、缪天瑞等老师也应邀参加。活动的主要内容是漫淡文艺与音乐的关系，事后有人恶意胡说这是音专地下党的一次大集会。”当年的音专学生许文辛在《音专琐忆》中也写道：“左倾人物有缪天瑞、缪天华、曾雨音、陆华柏、黄飞立等，他们有骨气。”③从以上的叙述，可以看出正直的老一辈知识分子的精神风貌。

当时的音专，在战时福建省会永安的诸多单位中，是地下党员最多的单位。1940年底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进步音乐遭到迫害，周恩来提出，不如把部分干部送到国民党办的音乐院校读书，为将来培养一些专才，对革命工作会有好处。于是，党就把一大批干部送到永安的福建音专学习。还有从敌占区来的党员也进音专读书。学生中的陈宗谷、谭庆逢、金希树、许文辛、杨桦、何雪瑜、何雪飘、余禄熙、黎绍吉、赵方幸、江士癸等均是。但按照党对白区组织暂停活动的指示，他们只能各自努力从事抗战事业。福建音专出来的学生，解放以后，绝大多数成为我国音乐界骨干。

在我与缪老畅谈过程中，他特别念念不忘的是，当年曾与他朝夕相处的地下党员郑书祥④老师。他说：“郑书祥在学生中的影响很大。当时他好像开的是历史课，他讲抗战形势、抗战前景，把进步思想隐约地灌输给学生，很受学生的欢迎，学生很钦佩他。他没有暴露地下党员身份。特务们对他可能有怀疑，但不敢动他。因为他有一个哥哥在国民党省政府做事。解放以后，郑书祥很冤，他被打成右派，没等平反改正就去世了。音专的不少学生积极奔走，为他落实政策出力，使他平反昭雪。他去世以后，我有一次到福州，看望了他的夫人。”

当我问及在永安的国民党特务是否对他有所干预时，他说：“我不是共产党员，也不是国民党员。但特务还是找了我‘谈话’，口气假装温和，但实际上就是对我进行威胁。他们不敢对我怎样，也没有抓到我什么把柄。我告诉他们，那样对待学生是不对的。到了1945年我就不明不白地被解职了，不予聘用，被撵出了音专学校。”

当我问及他在“文化大革命”中是否受到冲击时，他说：“那还用说？先打扫厕所花去五年光阴，后下放徐水农村拾糞积肥好几年；而我们单位有好多人上吊自杀。”“文革”这样的劫难决不能再重演。我们祝愿缪老永葆青春。

在这一次难忘的拜访之前，对缪先生的大名早有所闻，内心十分敬慕；因为我退休之前的工作岗位是中共永安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搜集整理永安抗战文化是我们党史工作者的一项主要工作，这其中就有国立福建音专的历史资料和缪天瑞等进步教师,参与永安抗战文化活动及在永安前后的有关情况的素材。

正如缪老自己所说，他既不是共产党员，也不是国民党员。但是，我们要说，他是是非分明，富有正义感，进步正直，具有明显左倾思想的知识分子。李凌（中共党员，鲁艺音乐系高级班毕业）在《缪天瑞同志的功绩》一文中说，缪在重庆音教会工作时，他与缪“经半年多的共同交往，相互了解，中共组织暂时选定了缪天瑞作为党的统战对象”，并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党派专人与缪联系。在错综复杂的斗争年代，缪天瑞被确定作为党的朋友，成为统战对象，决不是偶然的。

上世纪二十年代末，年青的缪天瑞将翻译的日本兼常青佐有关普罗（即无产阶级）音乐的文章，发表在上海北新书局的《北新月刊》上。该刊因刊载左派文章而遭反动当局查封。

三十年代，缪天瑞先生在江西省推行音乐教育委员会主办的《音乐教育》月刊，缪任主编，有胆有识地刊出悼念鲁迅的文章--《哀悼一位民族解放的战士》，月刊还出版了《救亡歌曲》、《苏联音乐》等专号。

1939年至1941年在重庆国民政府教育部主编《乐风》双月刊时，发表了郗天风（延安鲁艺音乐系毕业后，继续到高级研究班学习，为音乐理论工作者，与缪是好友）写的介绍延安鲁艺音乐的文章。《乐风》因而被迫停刊。

在永安国立音专工作时，有一年在每学期例行的音乐会上，缪天瑞为其胞弟缪天华的《从军别》谱写了优美的合唱曲，内容是宣传抗战的。缪天瑞还亲自弹钢琴伴奏。

1944年初夏，永安音专发生国民党特务逮捕学生事件，缪天瑞和一些同学一起请求校长肖而化出面保释被捕学生。音专学生宋军受到学校军事教官的怀疑，为避免国民党特务的迫害，缪天瑞私下授意他离校出走。故此，国民党特务才会找缪“谈话”，进行威胁。此后，校园内出现了“打倒缪天瑞”的标语。1945年8月缪被迫离开音专。

1946年缪受友人之邀赴台任台湾交响乐团编辑室主任、副团长，主编《乐学》季刊。1949年国民党政权败退台湾。5月，缪毅然决然擅离台湾交响乐团，携妻女搭乘十几吨小帆船，冒险冲过海峡浪涛，回到大陆老家。

从此，缪老在我国音乐艺术大舞台上大展才华，著作颇丰，贡献颇巨，不愧为我国著名的音乐教育家，理论家，翻译家。

                            

补笔：

2009年8月31日5时零6分，101岁高龄的缪天瑞先生与世长辞，圆满地结束了他的最后一个音符的弹奏，我国一位著名的音乐教育家、理论家、翻译家的音乐会的辉煌演出落下了帷幕。

                                 2007年3月30日初稿于北京

                            2012年8月15日修改于上海

（原载《永安文史资料》26辑）

注释：

     ① 2001年6月8日《中国艺术报》公布首届中国音乐“金钟奖”获奖名单。此奖均为德高望重的老一辈音乐家。这27位音乐家并被授予中国音乐“金钟奖”终身荣誉勋章；他们是：吕骥、孙慎、吴乐懿、李凌、李德伦、周小燕、周巍峙、赵沨、喻宜萱、缪天瑞、谭抒真、瞿希贤、王莘、时乐濛、黄飞立等。

     ②③ 载《永安抗战进步文化活动》408页-410页、416页，1994年11月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

     ④郑书祥，解放后曾任福建省教育厅副厅长。

林洪通编著《拜见国立福建音专老地下党员陈宗谷同志》

林洪通编著《拜见国立福建音专老地下党员陈宗谷同志》

（47）③中共地下党员陈宗谷（2008年）③

“阅尽风云见铁骨，饱经霜雪炼真金”

──拜见国立福建音专老地下党员陈宗谷同志

林洪通

2008年春节，大年初一，我们全家人前往杭州旅游。一场50年一遇的大雪刚过，天空晴朗，空气清新，雪景使“人间天堂”更加妩媚。游人如织，但我却无心欣赏，因为杭州有我一位二十多年前结识的、现已90岁高龄的老前辈、老朋友—杭州大学经济系原副主任陈宗谷先生。我已有22年没见到他了，这次到杭州，是拜望他的极好机会。

陈宗谷是抗战时期的中共地下党员，1942年到永安上吉山的国立福建音乐专科学校读书，1944年被国民党顽固派逮捕，关押在下吉山监狱。1985年他应邀参加了永安抗战进步文化活动学术讨论会。1986年他带领当年的音专学生20余人到永安故地重游。我作为当时永安市委党史研究室的负责人曾接待并带领他们到下吉山寻视监狱旧址。此后他再也没来过永安，但至今常有通信。

本想大年初二到杭大新村拜望他，因他在节日期间活动多应酬多，一时不能前往。不料初三晚上，他竟冒着凛冽的寒风，乘坐公交车，踩踏着厚厚的积雪，到宾馆看望我来了，这使我惭愧不已。老友相聚，好不亲热。他毫无架子，亲切地同我一家人合影留念。

陈老比我长21岁，虽届耄耋之年，但仍耳聪目明，童颜鹤发，思维敏捷，声音洪亮，可谓老当益壮。他随身带着一本《炎黄春秋》杂志，说是刚到的，正在阅读。他说：“现在理论界广开言路，探索治国方略，订阅的两家全国性史论刊物《炎黄春秋》和《百年潮》，很好，对于历史事件、人物，评价客观、公正，并对如何执政，展开自由探索和激烈争论。两家刊物观点各不相同，理论家们可以畅所欲言，各抒己见了，这样，我们的国家前程必将远大。”

陈宗谷原名陈功，浙江人，1938年8月在浙江参加“民族解放先锋队”，1940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由于政治形势变化，被迫于1942年秋转移到福建永安，考入国立福建音专就读。在学校里，许多进步老师和学生，为着抗日救亡这个共同目标，很自然地走到一块，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和进步文化活动。

陈宗谷当年才20岁出头，血气方刚，很是活跃。他没有暴露共产党员身份，但他遵照党在抗战时期白区工作的总方针，积极努力，开展活动。因而在音专学校中成为学生骨干，被同学们尊称为“老大哥”。当时音专的地下党员有16人①，但谁也不知道谁是共产党员。他们都能各自努力，从事抗战活动。

1943年学校成立“学生自治会”，陈宗谷被推举为学生会研究股长，他以研究股名义，发起成立时事研究组、文艺研究组、民间音乐研究组和歌剧研究组，张贴布告发动同学自由报名。几个组成立后，自然以陈宗谷为核心，开展各种学术活动。其中以文艺组和时事组活动最为活跃。

恰在这时，一位1935年在厦门入党，1942年从香港疏散到音专的地下党员教师郑书祥，对这批地下党员学生的进步活动给予了及时有效的指导，学生们深深感受到郑老师带来的活力和激情。陈宗谷曾回忆：“时事组经常请郑书祥等进步教师作时事报告，帮助同学开拓眼界，了解国内外政治军事形势，很受同学欢迎。文艺组的主要活动是组织同学阅读鲁迅著作和其他进步文学作品，讨论文学理论，研究作者的生平、思想等等。这些都很适合青年学生的口味。同学们很爱看书，一些进步的书刊杂志更受欢迎，记得阅读最广泛的有《铁流》、《夏伯阳》、《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静静的顿河》、鲁迅的作品，以及浙江出版的进步刊物《刀与笔》和桂林、永安等地出版的各类进步刊物。此外还有《新华日报》和《群众》也在秘密传阅。”②

1944年2月，陈宗谷以文艺组名义发起组织了一次“新春野外聚餐和座谈”，简称“野餐会”，邀请部分同学和郑书祥、缪天瑞、黄飞立等老师一起参加。活动的主要内容是草地漫谈“文艺与音乐”的关系。郑书祥、缪天瑞等老师发表了很好的意见。事后有人谣传说这是音专共产党开大会，因此引起特务的怀疑和监视。

陈宗谷等还联络进步学生出版壁报，开办讲座，纪念五四运动、纪念朝鲜独立、组织义卖、参与组织“白沙献金音乐会”义卖等等活动，宣传抗日和进步思想，各项活动搞得热火朝天。本来这都是正当活动，然而却受到国民党顽固派的仇视。

正当抗日战争出现一丝曙光的时刻，音专的白色恐怖悄然而至。特务嗅出了音专的浓烈抗日空气，窜入学校进行监视和捜查。这时，已经离校进入永安东坡的省社科所工作的郑书祥获悉音专有十余名学生上了顽固派特务的黑名单。他立即赶到音专，对陈宗谷说：“你是主要的，要特别注意。”③果然，在1944年5月30日，特务公然入校抓走5人。陈宗谷等4同学机智地从后山逃离，但在永安大湖的省立永安师范隐蔽时，又于6月3日被捕。这次全校共8人被捕，即：陈宗谷、许文辛、金希树、周鉴冰、池志立、邢育青、范治、叶翼如。陈宗谷等人先关押在下吉山国民党宪兵连，后关押在永安监狱。不久，5人被学校保释，而陈宗谷、金希树、周鉴冰三人仍被关押。

音专大逮捕后，学生抗日进步活动暂时沉寂，大家不明陈宗谷等三人生死，心中激愤，一天，许文辛同学提出请郑书祥老师写诗作文，以鼓舞士气，郑老师写了如下三首诗：

㈠

茂林喋血事犹新，避道钱塘走北闽。

欲向琴中寻正气，琴边却遇鬼逡巡。

㈡

漫说吉山秋色好，词臣杯酒看囚人。

天涯孺子心头曲，唱彻云霄唤日轮。

㈢

莫嫌草木有飘零，便作灵均叹独醒。

野鸭纷飞冬尽汛，春临应是复葱青。

池志立曾撰文阐释诗意：“第一首说陈宗谷、金希树二人是浙江的进步学生，‘皖南事变’之后避到闽北的永安，想通过学习音乐，寻找正义和真理，却又碰到一群特务在琴边徘徊窥伺。第二首说陈的被捕，同学们慷慨悲歌，从黑暗唱到光明。第三首是写郑老师当时的心境，同学们被捕，自己不学屈原漂流湘沅，而要在原阵地同大家继续战斗下去。野鸭纷飞，冬天将要过去，春天快来了，黑暗将尽，光明在望。”④陈宗谷后来回忆说：“在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情况下，郑老师愤慨地写下这三首诗，鼓舞了大家，也反映出他在艰危之时不低头，坚持韧性斗争的高贵品质。……诗的最后仿借巴尔扎克《人间喜剧》总序上两句诗（‘当野鸭乱飞的时候，春天还会远吗？’），充满乐观地来展望未来，预示胜利。今天重忆这些诗句，怎能不更加怀念、崇敬郑老师呢！”⑤

1945年2月，陈宗谷、金希树、周鉴冰三人被押送到崇安集中营。上路那天，郑书祥老师暗中前来送行，并通过池志立暗中传给陈宗谷一张纸条，写有《赠三囚徒》的诗：“中国农民烘火笼，让灰烬埋着红炭，这样，久久、久久地，散发着温暖，还有、还有，保存着火种，还有、还有，保存着火种。”⑥

陈宗谷等三人又在崇安集中营关了半年多。由于查不到真凭实据，双十协定后，国民党只好将他们三人释放出狱。陈宗谷于1945年10月19日出狱后，立即奔赴新的战场。

60多年后的今天，陈宗谷不无慷慨地说：“我出狱后，一路找党组织，从福州找到杭州，从杭州找到上海，终于在上海找到了朝鲜义勇队的党组织。因为我原先就在朝鲜义勇队工作过。那里有早期的共产党组织。后来得知音专同学马一新也在上海，又通过他联系上池志立等四位音专同学，他们也到上海来。1945年12月4日，共12个人（其中4个音专同学）出发到解放区去，经过连云港、徐州、青岛、即墨，12月24日到达胶东解放区的中共胶东区党委所在地青阳。根据我当年的意愿，我进入新四军办的山东大学工作，不久调山东省教育厅工作。以后国民党军进攻山东解放区，我就参加了支援前线的工作。”

1948年4月，陈宗谷转入华东野战军二十三军，在部队机关从事理论教育工作。

1952年，陈宗谷随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到朝鲜，任政治部宣传部教育科科长、教导大队政教室主任、教训处副处长等职，直到1958年志愿军全部撤回时转业到地方，入杭州大学政教系，任教研室主任、党总支书记、系副主任等职。陈宗谷年青时在部队是从事政治经济理论教学和研究工作的，转业到杭州大学后，教授的也是政治经济理论，此后与政治经济理论工作结下不解之缘。上世纪六十年代陈宗谷与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厦门大学、吉林大学的经济学家们一起，参加在人民大学举办的“社会主义经济研究”理论探讨会，提出中国的社会经济不能按照苏联的理论生搬硬套，一定要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进行思考。至今他仍然孜孜不倦地进行理论探索，不愧为一位很有理论素养的政治经济理论专家。

        陈宗谷自1984年9月6日给我们永安市委党史研究室写了第一封信以后，二十多年来，常同我通信联系。来信中常常表露出对郑书祥老师的深厚感情。因为郑书祥在1957年被划为右派，遭到不公正批判和撤职处理，后被下放农村劳动，文革中惨遭迫害，1978年8月病逝，临终前不断念叨“政策未落实，党籍未恢复，死不瞑目”，至八十年代中后期尚未平反改正。陈宗谷曾为首组织当年的音专学生为郑书祥落实政策积极奔走，郑书祥老师终于得到平反昭雪。中共福建省委组织部曾于1990年7月以闽委组（90）审字008号文批复，“承认郑书祥同志1935年12月参加中国共产党，并参加革命工作。”这就使郑书祥老师的在天之灵，得到了应有的安慰。

（47）⑤陈宗谷、金希树等音专校友1986年探访吉山监狱⑤

1988年，我们编辑出版了《抗日战争时期永安进步文化活动学术讨论会专辑》一书，收入了陈宗谷在学术会上的发言整理稿《活跃在音专的地下党员》一文（刊于《专辑》210页）。这篇发言未经他审阅、修改便匆忙刊出了。后来他发现文中有些差错，曾在1988年10月5日给我来信提出纠正。例如“音专三次大逮捕”的说法并不准确；《燕江吼声》第一集、《永安党史资料》第三期刊登的陈炳煌的《三次大逮捕》文章说第一次大逮捕是一九四三年初冬，那次是陈宗谷被捕，这与事实明显不符。为了向我们提供更丰富、更准确的党史资料，陈宗谷在病中坚韧地撰写了《缅怀敬爱的导师郑书祥同志》一稿，因未及时编入《专辑》中，我只好编入内部油印刊物《永安党史资料》第84期。陈宗谷对待历史著述，就是这样的认真负责，这样的一丝不苟，令我无比敬佩。

1995年，陈宗谷接到我们寄给他的63万字《永安抗战进步文化活动》一书以后，他于当年3月22日给我们来信，一方面给以鼓励，另方面指出缺点。他说：“可以看出编者与编审委等同志的辛苦和负责精神，我能读到这部书，应向你们所有参与这份工作的同志，表示衷心感谢与敬意。”他对于该书收入他的一篇访问记《回忆在音专的战斗岁月》一文中漏排了一个“没”字，也郑重地指出：“我只想提出一下，第413页第5行‘我看他后面有人跟踪，就把他让进房间’，这里漏掉了一个‘没’字，应该是‘我看他后面没有人跟踪……’少了这个‘没’字，意思就不同了，也不合情理。”这个事例，足以说明他做事一丝不苟。这种认真负责精神，尤值我们学习。

2007年3月，我曾给陈老写过一信，将我所写的他当年所敬重的另一位老师缪天瑞生平事迹的文稿寄给他，请他审阅和订正。他于4月18日给我回了一封长信，信中说：“接读来信，至为高兴。虽时隔多年，但你与永安党史办同志对我们的热情接待、真诚关注的同志情谊，特别是你亲自陪同我们爬山涉草一起去寻访监狱等旧址的情景，是一直铭记在心里的。……以前我在音专时，直接体会缪天瑞老师教学认真，音乐理论造诣深厚，对同学关心爱护，有困难能积极帮助，为人正直，对抗日爱国进步活动同情支持，认为他确是我们好老师，也是一位民主进步的音乐界前辈。看到上述这些文章后，知道了这些过去不知道的重要具体史实，认识就提高了一层，对缪老师更加敬爱了。”

2008年1月18日《浙江大学报》刊登了谢瑞淡的《敬贺宗谷兄九十寿辰》的诗，导语说：“陈宗谷同志，抗战军兴，以弱冠之年，投身革命，栉风沐雨，倾情救亡。曾被捕，囚于上饶集中营。‘文革’，长幽囹圄，劫后余生。悠悠七十年，坚贞不渝，忠心可鉴。现为我校经济学院九秩第一人，爰赋七律二章志贺。”诗如下：

                         荏苒韶光似转轮，松龄九秩羡君身。

                         从戎投笔赤诚志，敬业穷经皓首人。

                         阅尽风云见铁骨，饱经霜雪炼真金。

                         芜辞难作桑榆颂，祝嘏期颐满座春。

                        高龄耄耋犹明聪，处世立身赞此翁。

                        少壮凌云横浪击，暮年伏枥岁寒松。

                        世情厚薄谙冷暖，况味甘辛任淡浓。

                        盛世明时莫叹晚，斜阳灿烂映丹枫。

以上这两首七律诗，就是对陈宗谷同志一生的总评价。这次有幸拜见，更增进我对他的崇敬，更加增进我们之间的深厚友谊，也给我的退休生活增添无穷乐趣。我为能结识这样一位老前辈作为挚友而感到无比荣幸。

2008年3月初稿

2012年4月修改

                                        （本文原载《三明党史》双月刊2012年第2、3期）

  

注释：

（1）经陈宗谷调查核实，于1988年8月18给我们来信，详细提供了国立福建音专的地下党员名单：到音专前已加入中共的有：老师郑书祥，学生许文辛、金希树、陈宗谷、赵方杏、苏尔兰、傅可钧、邝惠娟、杨桦、庾兆洪、何正三、黎绍吉、江士骙、余禄熙、何雪飘、何雪瑜、谭庆逢、陈华学，计18人。1946年音专建立党支部后发展的党员有：谭庆逢（重新入党）、徐学惠、黄一虹、徐兰春、钟粤、尤民湘、梁耀燊、陈雪仙、李晓东、郭秀英、杨瑞贞、叶林、程远、陈维华、刘信浩、陈国华、沈培如、姜同心，计18人。离校后入党的有何为、李小玉、池志立、方光昌等。

（2）陈宗谷：《回忆音专的战斗岁月》（载《永安抗战进步文化活动》409页，1994年11月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

（3）（5）（6）陈宗谷《缅怀敬爱的导师郑书祥同志》（载《永安党史资料》84期，1988年；《福建音专校友通讯》第21期，2005年）。

（4）池志立（何方）：《深深怀念郑书祥老师》（载《福建音专校友通讯》第19期，2004年）。

林洪通编著：九十一岁指挥家黄飞立在福建音专的一场风波

九十一岁指挥家黄飞立在福建音专的一场风波

林洪通

林洪通编著：深切怀念未曾谋面的良师益友张垣同志

 未曾谋面的良师益友

                  ──深切怀念张垣同志

                             林洪通

（59）②爱国民主人士张垣②

前不久，经多方寻索，我终与龙岩地区文化局前局长张惟同志通了电话，方知其胞兄张垣同志已于2000年谢世。我顿感无比沉痛！因为我虽与这位坚强的文化战士、闽西著名作家、印尼老归侨从未谋面，但我在担任永安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期间，同他有二十多年的书信往来。我忘不了他对我工作的指点帮助和所建立的深厚情谊。1997年他曾邀我相聚叙谈，可惜我未能成行。

张垣，原名张汉城，曾用名张特亘，笔名金斗节仔、张菁、金枣等，福建龙岩人。他1923年6月出生于印度尼西亚，1933年随父母回梓定居。他1940年17岁前往香港，在邹韬奋主办（后由胡愈之接办）的《生活日报》任助理编辑。他1941年日本侵占香港前夕返回龙岩，因躲避国民党抓丁，寄居沙县大姐家，期间在南平《南方日报》副刊《哨兵》发表小说《小狗子的命运》。他后辗转永安、宁化等地。他1944年起常以“金斗节仔”的笔名向原左翼作家董秋芳主编的永安《民主报》副刊《新语》投稿。在董秋芳的引导下，他走上文学之路，发表了大量作品，主要有小说《国文教师大肚黄》、《二等兵》，散文《题外一题》、《羊博士》、《伟大的主观诗人--歌德》，杂文《打落水狗原来不是痛快的事》、《象牙之塔》，评论《“原野”短评》等70余篇，成为抗战时期永安进步文化活动人士之一。1945年永安发生“羊枣事件”，羊枣、董秋芳被国民党顽固派逮捕。为免遭牵连，他离开永安，避居泉州、莆田一带，笔耕不辍，向漳州《闽南新报》副刊《海防》、厦门《江声报》副刊《人间》、《闽中日报》副刊《弯弓》投稿，主要作品有《举起投枪》、《伟大的挣扎》、《论斐德思想》、《作家与作品的群众观念》、《诗人与思想家》、《诗的声音--评艾青、田间的诗》等40余篇。此终引起特务追踪，1948年他不得不避走香港。

张垣在香港担任《大公报》、《文汇报》、《华商报》特约撰稿员，秦似主编的《野草》杂志助编，从事专业写作，在各报刊发表作品100余篇。长诗《福建─我们的家乡》在马凡陀（袁水拍）主编的《文艺》发表后，影响不凡，被新加坡、仰光等华侨报纸转载。不久，他加入茅盾、叶以群主持的“中华全国文艺协会香港分会”。1948年6月张垣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由杜埃（曹传美）、张兆汉介绍，进入粤东游击区，8月，参加黄明为团长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文化服务团”回闽。50年代初期，历任《闽西日报》、《福建日报》记者、编辑。与郭风、姚鼎生、周美文等人一起编辑过《福建文艺》、《福建日报》副刊《海潮》等，在福建文学界、新闻界颇有名望。他“文化大革命”中受审查，在“干校农场”劳动十年。落实政策后焕发青春，文思如泉，曾担任《汉语大词典》编辑，《中国民间文学集成》龙岩地区副主编、《闽西文丛》责编，并在各报刊杂志发表作品300多篇。他还与龙岩地区文联主席张惟合写十余万字的《闽西文艺史志》在《闽西文丛》连载。他1983年离休不离岗，担任《长汀诗词》顾问，在龙岩师专讲授文学理论课程；年逾七旬仍参加社会活动，担任龙岩市归国华侨联合会中城分会主席。

张垣对于永安党史征集和编写工作极为关心重视。1984年至1997年十余年间，他不间断地给永安市委党史办和我本人写过许多信，不论是提供意见，发表见解，还是订正史实，纠正错误，我们都受益非浅。例如：

1984年，我们在征编永安抗战文化活动史料初期，我们起草了永安抗战文化活动综述初稿，其中写到永安进步报纸《民主报》的副刊《新语》与《中央日报》（福建版）就有关文艺等问题进行论战时，对于郑朝宗在《中央日报》发表的文章，进行了过份的抨击，称之为“国民党的御用文人”。张垣1984年5月20日来信指出：“其实，郑朝宗即使论点有错误，毕竟是学者，不是政客，所以，我认为冠以‘国民党御用文人’不甚妥当，应改为‘当时有个别资产阶级文艺观严重的作家或学者，在《中央日报》上连续发了……’，在‘激起了永安进步文化界的义愤’后面，似应加上‘这些具有严重文艺观错误的人，客观上为国民党不抵抗主义之所谓‘先安内，后攘外’的反动政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样改一改，较实事求是。”张垣指出这一点是很正确的，也是很重要的，这使我们进一步明确了具有文艺观错误论点，应属学术问题。我们在做学术研究、写史实过程中，及时纠正了由于长期受“左”的思潮影响而在认识上出现的偏差。

张垣对历史的真实性，是相当严肃认真的。同年，当看到三明地区党史资料选编第二期刊登一篇谢德铣同志写的《忆董秋芳先生抗战时期在永安二三事》一文后，他于12月25日给当时的三明市委党史办主任赵世华同志写信（此信已转来永安），称“不胜骇异”，指出应“予以匡正”。他信中说：“作者是以‘第一人称’表述这段历史的。如谓‘我的第一篇处女作的刊登，文题是《重读〈家〉后感》，之后，再发表了《一封公开的信》……我与张垣通过厦门人黎丁同志介绍，于1948年六月离闽飞赴香港，寻找文艺的出路’。这就非常奇怪，谢德铣其人我从未认识，怎么会同他‘飞往香港’？而《重读〈家〉后感》”和《一封公开的信》，是1944年间赖肇增（即赖丹）发表在董秋芳主编的《新语》上的，赖丹的《一封公开信》是因我的《无心的释疑》引起争论而发表的，怎么变成了谢德铣的‘大作’了呢？这以后的大段引述，都是我在1979年2月发表在《闽西文丛》上的一篇文章：《战斗的回忆》中的内容。以及我和赖丹、熊寒江合写的《闽西北抗战时期文艺运动的追忆》中的文章片断。当然，作者在编写《董秋芳先生传略》时，引用这些资料加以说明，注引出处是可以的，遗憾的是作者以‘第一人称’来论述这段历史，而又违悖历史真实，这是令人诧异的，因此，我才感到有写此信的必要，并且要求你们在下一期刊物上匡正，决非节外生枝之举，凡与历史不符的地方不加指出，难免贻误后世。”

张垣具有实事求是的高贵品质和一丝不苟的治史态度，是非分明，敢于坚持真理。1988年，当我们编印的《永安抗战进步文化活动学术讨论会专辑》出版后，他认真进行考证核实，于1988年10月11日来信说：“《永安抗战进步文化活动学术讨论会专辑》，所取材料翔实，很有存史资鉴价值；芟除一些伪证假史，这很重要。”对《民主报》“新语”与《中央日报》就文言文与白话文等问题进行论战的参加人员进行考订时，认为参加“这场论战的作者有出入，如‘金莱’、‘公盾’、‘东方未明’等应予除名，他们没有参加论战。”

1991年，为纪念建党70周年，永安党史研究室与永安市博物馆联合筹办“永安抗战进步文化活动陈列室”展览，我负责组织编排版面和撰写《解说词》。除了将党史研究室征集到的有关照片和资料全部提供筛选利用以外，并向所有健在的曾经参加过永安抗战文化活动的老同志发函，补充征集展览资料、照片和实物。张垣接信后极为重视，寄来了照片和资料（直到1995年还给永安市博物馆寄资料）。张垣在1991年6月14日的来信中，除赞扬我们的工作外，还特别论述了党史真实性问题，他说：“前几年永安举行的那次隆重的纪念大会，我因不符合你们“要在永安生活和工作过的才有邀请的规定而未能出席，但有人却冒充去了。此人姓熊，当年在永安大湖师范念书，根本没有在《新语》投过稿，也没有发表一篇文章，你们还请他为大会题词，跟历史开了大玩笑。现在应该慎重，回他历史的本来面目”，“把欺骗者排除出历史的博物馆，以示对党史的极端负责。……你们前次来信，要我提供羊枣的资料，我手头没有，现一并奉复。‘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一切问题应实事求是，来不得半点假的，历史万万不能伪造。”

张垣总是在关键之时实实在在地指导帮助我们做好工作。他1991年8月2日又来信说：“七月二十二日函及《解说词》收到。你们做了这项有意义的工作，为党史增添了丰富的内容，一般看来还是真实地反映了历史。解说词写得言简意赅。有些当年的作者如墙外行人、东方未明、柳虞慧、伯骥、戈扬、沙场斗士、会稽细民等没有资料见刊，似可从周璧那里找到线索，日后加以补充。我的意见，1944年11月至1945年3月在永安发生的“文言与白话”问题的论战及参与论战的作者名单和文章，以及俞剑华、郑朝宗等反面文章，最好收集展出，这场论战表现了当时斗争的实质，今天看来很有价值。东南日报《笔垒》发表了8篇，民主报《新语》发表了24篇文章，共32篇，整理出版一本小册子十分有教育意义，这些文章省图书馆保存，查找容易。你们解说词的材料，我在修改《闽西文艺史志》时将参考编写进去，顺此表示谢忱。”

1996年，就我本人所写的福建爱国主义教育电视系列片脚本《抗战文化城与永安大狱》征求意见稿，张垣曾经三次来信作出评价和提供修改意见。他1月31日来信说脚本“觉得不错，具有鲜明的历史观点，展现的画面分期分段解说，词意清楚，不拖泥带水，文字简明。永安代表了那个特定历史时期的东南名城，文化高潮达于顶峰，可与当时的桂林文化相媲美，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是抗战文化的一面旗帜。我祝贺这部电视片的成功，希望早日在荧屏上见面。你们的劳绩永载千秋史册。这些历史画面的重现，令人感奋，因为熟识所以亲切。不少先贤已作古，而活着的人得到鼓舞。”接着在同年4月2日来信说：“片名较前稿（初稿）明确。其实片名不在长短问题，关键在于要具备历史性和时代性。像第二稿片名我看是符合当时历史的，缩短了不一定有概括性。反映这个历史情况不能过于简单，削足适履反为不妙。事情并非越简越好。永安的抗战文化史相当复杂，全面的反映是应该的，即以此稿起到存史作用也是值得的。电视片虽然一闪而过，但观众必在丰富的历史内容中受到教益，会从淡泊的印象里面泛起深刻的幽思，回顾悠久的历史，那影响是巨大的，汲取前进的勇气和力量，因此我认为文稿有一定广度和深度。”同年8月16日于病榻中又一次来信对“脚本”评论，说第三稿“内容翔实而简洁，不拖泥带水，益见完善，读了眉目清楚，该说的都说了，该去的‘那个冒充人物’也去了，这就显示了历史资料的真实性，经得住推敲。写史的关键务求真实，容不得半点虚假，自然会起到历史的教育作用，为社会所承认。”

1996年1月，为了纪念永安抗战文化活动中殉难的最主要的骨干人物之一羊枣（杨潮），我们搜集一批纪念文章，编印一期《永安党史资料》。（注）张垣收到后，于1996年4月22日给我来信说：“第155期《永安党史资料》收到，谢谢了。这一期是纪念羊枣殉难50周年，报道了省新闻界举行座谈会的消息。与会者何若人、黄明、刘岳峰、王仲莘、黄岑、林奔、翁其华、娄永厚等人，都是我的老相识，感到亲切。大部分是福建日报同事，何若人当时是社长、刘岳峰、王仲莘担任总编辑，娄永厚是我的挚友。黄明是和我一起从香港到粤东的老战友，不意他与羊枣有过一段历史缘源，以往却未听他说过。所以他们的发言和文章读了令人鼓舞。赵家欣40年代在永安是活跃于文坛的新闻记者，早闻其名，迄今并未谋面，我深感抱憾。此份材料十分珍贵，当珍藏之。我忙于第二部内刊出版《龙潮奇志》一书，这是与前书《龙潮》算姐妹篇，近期出版后自会奉赠呈政。你对我的支持和信任至为感谢。”我与张垣从未谋面，但读他的来信，就像天天见面的老友一般，心中总是充满亲切之感；所以，至今我不时地在深深地怀念他。

张垣不仅关心支持永安抗战文化活动史料的征集和考证，而且对解放战争时期的史料征集考证也给以力所能及的指点和帮助。他在看了我们编印的《永安解放》一书后，在1997年1月9日给我来信说：“接96.12.10函及赠送《永安解放》一书，感谢！你们编出这本书，历史意义重大。收集当年解放永安和在永安工作老同志所写的革命回忆文章，更具有真实性。”同年4月19日又给我来信写道：“去年12月10日，承寄《永安解放》一书，我转给当时曾在永安工作的王贻华阅读。我们都是建国前参加粤东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文化服务团的，这些成员均为从香港进入游击区的文化人。该团有十位同志由福州调去永安，他们是：王贻华、许唤民、史中元、黄既济、林荣生、陈文治、陈学其、龚文京、刘以健、张纯等人。”他特地将王贻华写的《〈永安解放〉一书读后感》寄给我，具体地指出了该书的不足之处。

我作为一个老党史工作者，很希望能对《永安解放》一书补充资料，充实内容，进一步订正史实，印成正式、公开的出版物。

我不吝纸墨引述张垣的多封书信，是因为我永远忘不了这位从未谋面的良师益友。我深悔1997年没有应邀前往闽西老区龙岩，向这位良师益友讨教请益！2013年6月是张垣同志诞辰90周年，谨以此文表达对张垣同志永远的深切的怀念！

                               2006年9月写于北京

                                2012年3月改于上海

（原载《三明党史》2012年第4期）

注：《永安党史资料》是永安市委党史研究室主办的一份油印刊物。创刊于1983年，为不定期内刊。每期1万字到2万字之间。每期印数60份至150份不等。共出171期，1至14期由陈学其主编，14至163期由林洪通主编，164至171期由赖承光主编，1999年终刊。办刊主要目的在于收集史料，同时，发给当事老同志征求意见，订正史实；也为存史、上报和交流。

林洪通编著：《聊以秃笔剩墨写心志，访老作家刘金》

林洪通编著《永安抗战文化史话》之《聊以秃笔剩墨写心志，访老作家刘金》

 聊以秃笔剩墨写心志

     ─访老作家刘金

                                   林洪通

                     

（57）②爱国民主人士刘金②

    2006年7月6日，我从上海浦东住处驱车前往徐汇区康平路，拜访了作家刘金。这位原本只有初中文化的农民儿子，是在革命的熔炉里锤炼成为当代作家的。

    他对我这名来自永安的客人很热情，因为1985年他曾经到过永安，参加过“抗战时期永安进步文化活动学术讨论会”。当时我正主持中共永安市委党史办的工作，我们曾有过会面叙谈。此后20多年来常有书信联系，但未再见过面。今天久别重逢，自然格外亲切。他说：“我是农民的儿子。永安是我的第二故乡，我在永安待了三年，我走向革命道路就是从永安迈开脚步的。”他中等偏瘦的身材，修长的面容饱含深情的微笑。我对他说：“我也是农民的儿子呀！现在已经退休。”看得出他对我的拜见十分高兴。

    他原名刘文铣，浙江嵊县人，1922年生。他1940年在清波中学读书时，参加地下党组织的读书会“开掘社”，参与创办油印刊物《学生阵地》。其间，他阅读了《大众哲学》、《新经济学读本》、《社会科学二十讲》以及秘密流传的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和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等进步书籍，思想倾向进步。1942年日冠发动浙赣战役后家乡沦陷，遂流落到福建省三元县（现三明市），在“福建省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任文书，翌年随训练团迁往福建战时省会永安。

    1943年开始，用柳无垠、梦旦、茅塞、刘青阳、张扬等多个笔名在左翼作家董秋芳主编的《民主报》副刊“新语”上发表进步文章近200篇，是当时向《新语》投稿最多的进步青年之一。

    1945年3月他陪同周璧从永安出发，前往浙东寻找新四军。到达新四军浙东纵队司令部后，即留下参加新四军浙东纵队。他此后一直在师和军一级的部队报纸当记者和编辑。解放战争中，他亲历华东战场的宿北战役、鲁南战役、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上海战役等重大战役。1950年，他随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

    1952年他从部队转业到上海，在华东人民出版社工作，1954年调往新文艺出版社，任现代文学编辑室主任。在“文化大革命”中，他被反革命集团首要分子江青、姚文元点名批判，诬他是“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上的小爬虫”，因此受到百般批斗和折磨。据他的那位78岁的热情好客的上海籍夫人徐太太介绍，刘金遭受批斗时，受到工人群众和机关干部的暗中保护，因为他的作品早已深入人心。

    打倒“四人帮”以后，刘金在1978年至1986年被任命为上海市委宣传部文艺处副处长、《文学报》总编辑等职。他曾任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八届上海市人大代表、上海文联委员、作家协会上海分会理事。他著作有诗集《笨拙的颂歌》、《前线的故事》，评论集《感情问题及其他》，散文杂文集《马上随笔》、《吹沙居杂文》、《吹沙居随笔》、《上海杂文家自选丛书─立此存照》，民间故事集《九斤姑娘》、《神仇》、《长乐宫惊梦》，专著《〈红日〉试析》，中篇小说《阿Q后传》等。他1988年被评为编审职称，同年底离休。

    1985年他参加永安进步文化活动学术讨论会后，据我所知，有不少永安的青年文学爱好者给他去信请教，他均热情回信指导。

在我俩畅谈时，刘金让其夫人在为数极少的存书中，找出了四册著作赠送我。他小心翼翼地在每本书的封二上签名盖章。我发现，他在签名时他的手会颤抖。我心里一沉，便问：“刘老，您有高血压病吗？”因为高血压患者易中风，轻微中风手就会颤抖。徐太太回答说：“他的血压很好，只是近二三年来由于脑萎缩，患有手脚颤抖、反应迟钝、健忘等老年病。”当我问及与周璧是否常有联系时，刘金说：“常有通信，前天还接到周璧的来信。”他对周璧寄予极大的同情之心，在经济上亦对周璧有所资助。他说：“抗战中期，周璧就在家乡找过新四军，要求参加革命。但他没有任何可以证明自己身份的证件和证人，新四军不予接纳；所以才到了永安去做文化方面的工作。在永安与我一起去浙东，他又不被接纳。解放以后，因‘永安大狱’被捕过，不被组织信任，而且下放到苏北农村，长期劳动改造。现在景况艰难，但身体还好。他坎坷的一生，令人同情。”

听到刘老对周璧人生的评论，我别有一番滋味。我想，只有刘金，才会对周璧的一生有深入的了解；也只有刘金，才会对周璧寄以如此深厚的同情。因为周璧与刘金同受美国新闻处永安分处所托，前往浙东找新四军，而且周璧是主要人物，然而找到新四军以后偏偏只把刘金留下而拒绝周璧，致使周璧在返回途中被捕入狱，成为“永安大狱”的导火线。

    刘金赠送给我的四册著作，我回家后即对其中一本1993年6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杂文集《吹沙居随笔》随手一翻，即看到《题记》中刘禹锡的诗句：

                 “千淘万漉虽辛苦，

                   吹尽狂沙始到金”。

    这个“金”字正是他的本名。《题记》写道：“《尸子．君治》有言：‘扬清激浊，荡去滓秽，义也。’”“在《马上随笔》的题记中，我曾引用屈子的话说：‘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六年后回首一看，颇觉自己‘傻容可掬’。当今之世，要坚持一点自以为应当坚持的东西，反对一点自以为应当反对的东西，真是谈何容易！年年的春夏秋冬，总是不断地变换着风向，升降着气温。一个人，若不能与世推移，随波上下，顺风转舵，实在是很难立足的。总是要受到忽而东风，忽而西风，忽而南风，忽而北风的摇荡和摧折的。”“然而我却终于‘未悔’，终于要这样傻容可掬地傻下去。”“从1988年4月24日写下上面这些文字以来，我又经历了几回这种变换风向的摇荡和摧折。所可告慰于自己的良心的是，苟‘余心之所善’，我总是坚执不放，‘虽九死其犹未悔’。我总是要这样‘傻容可掬’地傻下去。至于‘扬清激浊，荡去滓秽’，我其实何能为力，只不过聊以秃笔剩墨写心，表现着一股愚不可及的傻劲而己”。这些掷地有声的言志之语，其实就是这位坚定的普通革命战士、正直的革命知识分子坚持自已的信念，忠于职守，忠诚于人民的事业的生动写照。

                                         （2006年8月于北京）

（57）①爱国民主人士刘金（1985年9月）①

补笔：此文写就两年后，刘金同志于2008年10月23日逝世了。刘金同志治丧小组给我送来了《讣告》，写道：“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享受局级离休干部刘金同志，因病不幸于2008年10月23日上午9时15分在中山医院逝世，享年86岁。”又说：“定于2008年10月31日下午1时30分，在上海龙华殡仪馆大厅为刘金同志送行。”我为失去这样一位老同志、挚友和老师而无限悲痛！他的音容笑貌至今依然深深印记在我的脑海之中。

（2012年8月8日于上海）

林洪通编著：永安抗战文化史话：左联作家董秋芳在福建永安

林洪通编著： 永安抗战文化史话：左联作家董秋芳在福建永安

（79）⑧近年出版的董秋芳三部著作⑧

本次网页楼层发表的是林洪通编著《永安抗战史话》178页至190页《左联作家董秋芳在福建永安》，其他书稿及其书评将陆续发布。搜索“林洪通编著”或本网页中的相关标题或关键字句，可找到本网页。搜索本文标题，在其他网站，多数有照片。

左联作家董秋芳在福建永安

林 洪 通

（79）②爱国民主人士董秋芳（1951年）②

题记：董秋芳是一位爱国、进步、勤奋、乐教的教育家、著作家、翻译家和鲁迅研究家。抗战时期在永安工作七年半，是永安抗战文化活动的中坚人物之一。浙江绍兴人，1919年毕业于浙江第五师范学校。1920年考入北京大学外语系。1927年至1936年在杭州、济南、天津等地中学任教。1937年4月应郁达夫之邀到福州，1938年6月随省会内迁到永安，任省府编译、省府图书馆馆长、《民主报》副刊《新语》主编。1945年7月在“永

安大狱”事件中被捕入狱，1946年2月获释。后被迫离闽返浙，终身从事教育事业。他“文革”受迫害。他著作有《争自由的波浪》、《我和笔杆》、《董秋芳译文选》、《王坛名人诗文丛书〈董秋芳〉》等。

为了抗击日寇的侵略，为了民族的解放，为了追求民主与科学，鲁迅的同乡、学生和朋友董秋芳不远千里来到永安，以笔为武器，与著名进步作家黎烈文等在一起，进行顽强战斗。现将董秋芳在永安宣传抗战和团结、培植进步文学青年的情况作一些概略的介绍。

董秋芳1898年农历8月21日出生于绍兴县南山青坛村，是长期从事文化教育事业的作家和翻译家。“七．七”事变后在福州组织成立“福州文艺界救亡协会”，他任秘书长兼组织部长，创办《抗战文艺》，宣传抗日。１９３８年随福建省会搬迁到永安后，他任省政府公报室编译兼省政府图书馆馆长。他发表了《怎样建设内地的国防文学》、《福建省政府图书馆之今昔》《文化斗争中的图书馆》等文章，致力于传播民主革命思想。

董秋芳在筹办省政府图书馆时，年纪四十有余，他精力充沛，不遗余力，凡是买到的新书，以及鲁迅的大量作品，都公开或暗中借给要求进步的青年阅读。尤其是宣传抗日的进步书刊（以生活书店出版的书为多）无不购进出借。值得称道的是，他利用各种渠道把当时的“禁书”、“禁报”，如高尔基的《母亲》、法捷耶夫的《毁灭》、绥拉菲莫维支的《铁流》和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暗中出借。1942年5月，《新华日报》刊登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主要部分，董秋芳通过图书馆这条有利渠道，在永安的文化界和爱好文学的革命青年中广为传播。对当时永安文化界和爱国进步青年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因此，在这偏僻的永安山城，透进了一股清鲜的空气。董秋芳曾经饶有风趣地说：“金圣叹以雪夜围炉读禁书为乐事，可惜福建无雪无炉只有书。”董秋芳的言行，获得了人们尤其是革命青年对他的钦佩和敬意。因而省政府图书馆在董秋芳数年的苦心经营下，卓有成效，使广大革命青年受到团结抗战思想的熏陶和民主革命思想的教育。

1943年9月，一份本省颇有影响的《民主报》从建瓯迁永安出版。该报副社长兼总编辑颜学回聘请董秋芳主编副刊，董秋芳高兴地接受了。因为董秋芳早年在北大读书时常在鲁迅、孙伏园等办的《语丝》周刊上发表文章。《语丝》的特色是“任意而谈，无所顾忌。要催促新的产生，对于有害于新的旧物则竭力加以排斥。”董秋芳继承了《语丝》的传统，把《民主报》副刊定名为《新语》。《新语》继承鲁迅战斗风格，宣传抗战，揭露社会时弊。

《新语》创刊以后，为传播进步思想，董秋芳利用这个文艺阵地，热情鼓励和指导一批既爱文学，又勇于探索人生道路的进步青年努力掌握和运用好文学这一武器，并引导他们走向革命的道路。在《新语》创刊的刊头语里，董秋芳开宗明义地宣布两条：一条要求民主，一条培养青年。他写道：要“努力表现出民主精神来。民主精神主要信条是民治、民有、民享。”“青年精神的主要特征是新鲜、活泼和真实。新鲜是陈腐的反面，活泼是呆滞的对立，真实是虚伪的否定。世界上只有新鲜、活泼和真实，才能使存在生生不息，才能使存在说得上有生命的存在。而富有这种精神的，无疑是青年和精神上属青年的人。”于是，《新语》创刊后，迅速吸引和团结了一批进步青年和文学爱好者经常为其写稿，为福建偏僻山区开拓了革命文艺的通途，成为永安抗战文化活动的阵地之一。

（79）⑦著名作家郁达夫致董秋芳的信（1937年）⑦

《新语》并非纯文艺性的副刊，凡是对文艺、政治、社会等方面的言论，只要文字较生动，有进步意义，均受到董秋芳的重视和欢迎。《新语》自1943年9月9日创刊，到1945年7月19日董秋芳被捕前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沉默之美”》时止，就出了602期。《新语》也发表了大量老作家揭露和抨击当时社会的种种黑暗、讽刺社会的腐败和丑恶的文章。如《新语》第1期就发表了许钦文、谒巽、庭方、杨骚的文章和郭沫若、吴秋山的诗，几乎每期不下五千字。《新语》十分重视青年的来稿。他们的文章大都喜欢用鲁迅笔法，抨击社会现实。经常为《新语》撰稿的有刘金（笔名柳无垠、茅塞、梦旦等）、曾列明（戈扬）、周璧（李风）、张汉城（即张垣，笔名张菁、金斗节仔等）、陈耀民（夏侯）、刘仁勇（公刘）、裘振纲（伯骥）、许文辛、余敦、刘燊曾（晏石）、陈炳岑（灿抒）、金纪贤（金莱）、吕沁（吕逸风）、赖丹（赖肇增）、沈显南（饶非）、赖元冲（司徒慧）、郭永榕（简茫）等。不少青年作者稿件被采用的数量相当可观。如刘金发表的文章就近200篇。董秋芳自己也常用“冬奋”、“秋航”等笔名发表了许多文章，就现在已征集到的就达40多篇。由于稿件多，编务繁忙，董秋芳自1944年1月到12月请了改进出版社的助理编辑周璧协助其编稿工作。

1944年4月，董秋芳还发起组织了“新语读者会”，发展青年文艺作者达100多人。该会宗旨是团结青年作者和读者，宣传抗日，学习鲁迅，倡导战斗性的文艺创作，反对“无病呻吟”，反对“汉奸文艺”。

（79）⑤爱国民主人士董秋芳先生的一家人：立者为董秋芳，左二董夫人冯昭馥，左一女儿董菊仙，左四儿子董允祁（1948年于绍兴）⑤

董秋芳一方面引导青年用笔向社会的黑暗、腐败作斗争，一方面又十分注意保护青年，使他们免遭伤害。有一回，在关于妇女解放问题的争论中，《新语》发表了署名晏石（真名刘燊曾，1944年冬病故）的文章《女人.社会.路》，中心思想是：妇女要解放，必须先改革社会。社会若不改革，妇女解放不过是一句空话。文章刊出后，特务即找上门来，追查作者，逼董秋芳交出作者的真实姓名和住址。董秋芳搪塞说：“文章言论，如有出轨，责任首先在编辑，我要加以检点。文章是外面投来的，没有注明真实姓名和地址。”特务没有办法，最后给了一个警告：“今后如果再登这种混帐东西，对你不客气！”①说完悻悻而去。董秋芳对于青年们稍有可取的文章从不求全责备，总是满腔热情地加以揄扬，并积极设法刊登。

董秋芳利用《民主报》副刊《新语》这一阵地，致力培养青年，关心青年。他对于在来稿中透露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憎恨，对现实社会的腐败和对国家前途忧伤的心地善良的热血青年，总是给以谆谆教导。如闽西青年作者张汉城给董秋芳寄了一篇《苦闷的象征》的杂文，董即给作者寄去了进步书籍，并附短信说：“黑暗之中会有闪光，最终是光明的世界……。希望你鼓起战斗的勇气，多写些现实生活的稿子寄来，如同你所写的小说《小狗子的命运》、杂文《打落水狗决不是痛快的事》那样富有朝气、敢于正视现实，这样的文艺将焕发生命的光芒……。”

（79）⑥董秋芳（左）在绍兴鲁迅纪念馆⑥

董秋芳之所以十分理解处在国难当头局势下有志青年们的心灵，是因为他年青时期所经历的遭遇中，有过相似的心灵体验：

1919年，21岁的董秋芳在绍兴第五师范读书时正遇“五四”运动爆发，他即投入运动，做了“国耻图雪会”的副会长，成为绍兴“五四”运动的领军人物。1920年他考入北京大学。后来他在《我和笔杆》一文中回忆说：“我觉得，我们在次殖民地里做人，不应该专为个人的生活打算。我们凭着从学校里学得的一点知识技能，把自己一个家弄得有穿有吃，并不能算作一个‘好孩子’。我们还得群策群力地挽救我们危殆的国族，改进我们陈腐的社会，叫大家都有机会从泥窝里跳出来，自由地吸着新鲜的空气，享着温暖的阳光。”1921年至1923年他所翻译的外国著名作家作品《失去的良心》、《旅程》、《蠢人》、《爸爸和妈妈》等20多篇，大多在沈雁冰（茅盾）主编的《小说月报》上发表。并且得到沈雁冰作注解或写专论，加以赞赏。后来董秋芳在《怀念我的书》中说：“我在世界各国的伟大作品里，认识了人类伟大的心，那伟大之中最伟大的是那些直接和丑恶的现实生活斗争的作家……他们都是‘冠冕堂皇’地把文艺当作斗争的武器使用的。我这才真正感觉到读书的快乐。”

（79）④爱国民主人士董秋芳在宁波二中任校长时与妻子冯昭馥、女儿董菊仙合影（1953年）④

1922年他在北京大学英文系读书时组织进步团体“春光社”，弘扬“五四”精神，请鲁迅和郁达夫等作指导老师。他1924年5月4日在《晨报副刊》发表《“五四”运动在中国文学上的价值》。1924年6月14日在《晨报》副刊发表的《春光社的过去和将来》一文中指出：“我们春光社的社员，虽然不敢希望戴诗人的荣冠，在沙漠似的中国文学里却要做尽力呐喊的一员。”“我们要有和煦的春光，必须经过坚忍的长冬的斗争；换句话，春光不是侥幸获得，不是可以随便享受。这是象征我们社员在这种冷酷枯槁的状态下，在文学方面也是在社会方面，要努力奋斗。”他在北京大学常常选听鲁迅的课，亲受鲁迅的教诲，关系相当密切。

1926年发生“三·一八”惨案，他坚决站在鲁迅一边，积极投入反对段祺瑞政府及其走狗的正义斗争。他在《京报副刊》上发表了《大屠杀以后》、《弔刘、杨二女烈士记》、《可怕与可杀》、《响应打狗》等文章；在《语丝》上发表了《陈源教授的报复》、《反说难》等文章，愤怒痛斥军阀虐杀革命群众的罪行和揭露文人为其主子开脱罪责的嘴脸。

1926年，董秋芳翻译了外国文学作品《争自由的波浪》一书。鲁迅很赞赏。在这之前，鲁迅曾鼓励他说：“你是学外语的，中文功底又好，应该多翻译些外国作品，给封闭的中国注入点活力。”这次终于将所翻译的外国进步作品结集成书，鲁迅高兴地亲自为该书校订审编，并在风雨之夜为其写了《小引》。鲁迅在《小引》中说：“有些人到现在还在为俄国的上等人鸣不平，以为革命的光明的标语，实际倒成了黑暗。这恐怕是真的。改革的标语一定是较光明的；做这书中所收的几篇文章的时代，改革者大概就很想普给一切人们以一律的光明。但他们被拷问，被幽禁，被流放，被杀戮了。”该书由北新书局出版，作为《未名丛书》之一印行。这本书中的小说和散文，都具有一定的革命性和战斗性，对当时的中国青年无疑有着较好的启示和鼓舞作用。除此之外他还翻译了剧本《太子的旅行》等20多篇译文。他还撰写《可怕的夜》（《语丝》4卷23期）、《幻灭的爱》（《语丝》4卷47期）、《号声》（《语丝》5卷1期）、《吃了西瓜以后》（《语丝》5卷29期）。1926年3月12日，日本军队帮助张作霖的奉军进攻大沽口后，他写了《一致反日》一文，军阀要捉拿他，他离京南下。

（79）③爱国民主人士董秋芳及女儿董菊仙、女婿贾瑞元、外孙贾葆春1962年摄于北京北海公园③

1927年初他在杭州第一中学任总务主任。不久发生“四·一二”政变，目睹蒋介石叛变革命，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无耻行径。他撰文揭露叛变后的国民党与反动军阀一样反动，愤怒谴责国民党的暴行。于是他被国民党浙江省党部指为“为共产党办事的”而遭通缉追捕。他悄然躲入上海，隐居同乡寓所中。一年多后，听从鲁迅劝告，回北大完成学业。后到济南高中任教。这时他结识了丁玲和胡也频等进步作家。他又目睹当局实行文化专制主义和白色恐怖，进步青年作家受到无端迫害。他真正感受到“苦闷和悲哀”。这时董秋芳在《新闻报》的《学海》栏内读到鲁迅的《文学和政治的歧途》、《醉眼中的朦胧》，在《语丝》上读到日本作家金子筑水的《民众主义和天才》等文章之后，即以“冬芬”的笔名给鲁迅写了信，向鲁迅求教。信中表露了他的苦闷心情：“现在做着似是而非的平凡主义和革命文学的迷梦的人们之朦胧不少，至少在我是这样。”②十天之后，即1928年4月4日，鲁迅给董秋芳回了信，着重指出：“现在所号称革命文学家者，是斗争和所谓超时代。超时代其实就是逃避，倘自己没有正视现实的勇气，又要挂革命的招牌，便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必然地要走入那一条路的。身在现实，怎么离去？这是和自己用手提着耳朵，就可以离开地球者一样地欺人。”“斗争呢，我倒以为是对的。被人压迫了，为什么不斗争？”③鲁迅的回信，为董秋芳拨开了迷雾，指明了文艺革命和勇于斗争的前途。这样，他与鲁迅过从较为频繁，鲁迅日记提到他不下40次。

1929年秋至1937年春，他在山东济南高中、天津扶轮中学、杭州市立中学任教。这时他翻译了托尔斯泰的《巴舍那耶街的罪案》（《现代社会》2卷2期）、犹太作家梅樨古的《一个没有灵魂的人》等作品。1936年鲁迅逝世后，他写了《我所认识的鲁迅先生》等文章在《多样文艺》上发表，称鲁迅为“人类中伟大的精神斗士”，是“敢于辛辣地刺破历史现实的丑恶的精神斗士。”他对中国人民大众的新文学失去开山祖师感到无限悲伤，并决心踏着鲁迅的足迹继续前进。他不愧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卓有成效的进步作家，是怀有强烈爱国主义思想和深厚爱民感情的翻译家。

时过境迁，江山依旧。董秋芳从这1919年至1937年的亲身经历，对人生道路的探索与追求已经取得了可贵的结论，那就是要“在阳光普照下，举着动律的活动，跳跃、战斗！”董秋芳深切地认识到中国民族受了几千年封建专制统治的恶毒远没有完结，不能视若无睹。就在永安，社会环境也很恶劣，尽管他颇为讲究斗争策略，然而还是身陷囹圄。

1944年11月至1945年4月，国民党《中央日报》（福建永安版）连续发表了《白话文的危机》、《从“子曰”到“鲁迅说”》、《威尔斯眼中的高尔基》等一系列署名文章，掀起了一股宣扬复古倒退，攻击和侮蔑鲁迅和高尔基的逆流，矛头对准永安进步文化界。董秋芳组织《新语》作者对这些文章进行了批驳和辩论，得到了广大读者的同情和支持。参加论战的作者有怀淑、茅塞、李风、戈扬、修士、公刘、柳无垠、会稽细民、金斗节仔、伯骥、夏侯、冬芬、张扬、王硕甫等，共发表了批驳文章达30篇之多。但是，《中央日报》的署名文章却故意一步步把“论战”拉到鲁迅、高尔基身上去，政治问题上去。董秋芳觉察到了。他说：“人家已经把话题引到高尔基身上去了，再争下去就会引到莫斯科、延安去。我们不是要中他们的圈套么？”于是他及时刹车。后来董秋芳在给参加“论战”、写过《打落水狗原来不是痛快的事》的闽西青年作者金斗节仔（即张垣）的信中这样写道“现时行情不定，物价暴涨，于市不利，转告同行，莫再寄款，切记。”这是因为，1945年3月13日、14日《中央日报》发表了《肃清危害党国的毒菌》等杀气腾腾的社论，董秋芳闻到了国民党顽固派特务霍霍磨刀之声。然而《新语》在3月15日仍发表了最后一篇“论战”文章。

果然，1945年7月12日，在永安发生了一起震惊中外的大逮捕事件——“羊枣事件”。羊枣（杨潮）、谌震等一批文化人相继被捕，白色恐怖笼罩永安山城。一个星期后，各个报刊默不作声，在一片沉寂的形势下，董秋芳出于对国民党特务的义愤，于1945年7月19日在《新语》上发表了他的最后一篇杂文《沉默之美》。他在文中说，从前读过一本赞美沉默的书，那时候象一个饱经风浪的航海者，要找一个隐蔽的港湾，给被颠簸的身心一个休憩的机会；于是为这沉默之美所沉醉。他在文章中又说：当他的“理智转过来”的时候，就觉得“沉默之美”是代表“黑暗之夜”，没有动力，没有生气，没有歌声。如果让黑暗永远占领世界，那么我们的世界就成了没有阳光的死的世界。他断然宣告：“沉默之美对于那些在生活的旅途上奔走得疲乏了的人会是一种迫切的需要，而对于那些要求在现实中创造出宏壮的生活的人，会是一种华美而空虚的幻影”，“有生命力的人，不需要沉默的美。他们所需要的是动的美，健康的美，蓬勃的生气的美。这是阳光普照下的人间的美呵！”他呼吁：“让我们挣扎、战斗，争取这种人间的美吧！”显然，《沉默之美》是董秋芳对国民党顽固派扼杀进步文化活动、大肆逮捕进步文化人士暴行的辛辣讽刺和强烈抗议。文章发表后的第三天，即1945年7月22日，董秋芳即被国民党特务逮捕。6名《新语》的青年作者也被捕了。

1946年1月，羊枣被虐死狱中，全国文化界、新闻界掀起了抗议怒潮。4月，国民党当局不得不释放董秋芳等大部分被捕者。董秋芳出狱后到福州，4月出任《改进》月刊编辑。发表《新世界观与新审美观》等文。后因拒绝编发图书审查处处长的反苏反共文章，遂被逐出福建，于8月离闽回绍兴。

解放后，董秋芳历任杭州高级中学语文教员、宁波市立中学校长等职。1953年调入人民教育出版社、教育部中学语文教材编辑室等处任职。因在“永安大狱”事件中坐牢，竟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被诬为“叛徒”，被挂黑牌，挨批斗，蹲“牛棚”，受管制，1971年遣回故乡，1977年2月11日病逝。时年79岁。

董秋芳在永安生活、战斗了七年半之久。他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他在培养青年的事业中，在和“黑暗之夜”的抗争中是那么坚定，那么顽强；时至今日，他那为争取“人间之美”的呐喊声仍在我们心中回荡。

（写于1996年，改于2010年）

（原载《炎黄纵横》2010年11期）

（79）①爱国民主人士董秋芳（20世纪30年代）①

附记：董秋芳一生著述颇丰。只可惜，他自己除了出版译著《争自由的波浪》以外，再未结集出版其他著作。我们永安党史办在征集永安抗战文化活动史料的工作过程中，也特别注意对董秋芳作品的征集。更主要的是，董秋芳的女儿董菊仙和女婿贾瑞元二人，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穷四年多时间，走南闯北，多方搜寻，终于搜集到父亲董秋芳的作品260余篇，近100万字。其部分作品已于1993年由鲍贤伦、贾瑞元主编成《我和笔杆》一书，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部分译文已于2001年由董菊仙、贾瑞元主编成《董秋芳译文选》一书，由香港新华人民出版社出版；另有部分作品也于2009年由董秋芳故乡绍兴的文士袭士雄、娄国忠主编成《“王坛名人诗文丛书”董秋芳》一书，由香港天马出版有限公司出版。这里将已征集到的董秋芳在永安期间撰写的部分作品目录略列于下：

怎样建设内地的国防文学                 《闽政与公余》32-34号合刊1938年8月10日

山中杂写（诗）                         《中央日报.星期综合版》1941年1月12日

芳婷（译著）                            永安《民主报》1941年10月20日

福建省政府图书馆之今昔                 《闽政月刊》第9卷第6期1941年12月31日

文化斗争中的图书馆                     《新福建》第1卷第1期1942年

古印度的故事（译著）                   《改进》6卷2期1942年4月1日

作剧枝谈                               《剧教》第2卷第4期1942年4月20日

战争，文学与战争文学                   《新福建》第1卷第3、4期，1942年4月

文学与社会建设                         《社会建设》创刊号，1942年10月10日

往访“听涛室”                         《新福建》1943年第3卷第3期

活在记忆中的鲁迅先生                   《联合周报》2卷8期

飞蛾与火焰（译著）                     《十日谈》1944年9月4日

《新语》刊头语                          永安《民主报》副刊《新语》1943年9月9日

东北必将归还我们                        永安《民主报》副刊《新语》1943年9月18日

对于自然的态度                          永安《民主报》副刊《新语》1943年9月24日

风雨话旧录                              永安《民主报》副刊《新语》1943年10月1、2、5日

知道你自己                              永安《民主报》副刊《新语》1943年10月5日

谩谈人生                                永安《民主报》副刊《新语》1943年10月11日

太阳神赞                                永安《民主报》副刊《新语》1943年10月19日

山水间                                  永安《民主报》副刊《新语》1943年1月2、3、4日

蜀犬吠日                                永安《民主报》副刊《新语》1943年12月4日

大湖路上                                永安《民主报》副刊《新语》1943年12月9日

告慈荪                                  永安《民主报》副刊《新语》1943年12月14-17日

冲进莱茵                                永安《民主报》副刊《新语》1943年12月21日

救救孩子                                永安《民主报》副刊《新语》1943年12月23日

斗争                                    永安《民主报》副刊《新语》1943年12月28日

想起姜公伟先生                          永安《民主报》副刊《新语》1943年12月31日

“记者节”祝记者                        永安《民主报》副刊《新语》1944年1月15日

“雅利安人的使命”—希特勒的毒舌        永安《民主报》副刊《新语》1944年2月8日

为作家向社会呼吁                        永安《民主报》副刊《新语》1944年3月17日

旧文抄                                  永安《民主报》副刊《新语》1944年3月23日

走向新阶段                              永安《民主报》副刊《新语》1944年4月1日

儿童公有                                永安《民主报》副刊《新语》1944年4月4日

创造、模仿与做尾巴                      永安《民主报》副刊《新语》1944年4月8日

寒夜散草                                永安《民主报》副刊《新语》1944年4月14日

劫后诗画展览印象谈                      永安《民主报》副刊《新语》1944年4月16日

颂“五四”（诗）                         永安《民主报》副刊《新语》1944年5月4日

杂感二事                               永安《民主报》副刊《新语》1944年6月4、6日

屈原                                    永安《民主报》副刊《新语》1944年6月25日

屈原，中国的浪漫主义者                  永安《民主报》副刊《新语》1944年6月25日

“三七”书感                            永安《民主报》副刊《新语》1944年7月7日

想起王夫之                              永安《民主报》副刊《新语》1944年8月23日

艺术底生活                              永安《民主报》副刊《新语》1944年8月24日

进攻巴斯底监狱的重演                    永安《民主报》副刊《新语》1944年8月26日

哭声（诗）                              永安《民主报》副刊《新语》1944年8月30日

夏                                      永安《民主报》副刊《新语》1944年9月8日

弹指一年—《新语》周年纪念辞            永安《民主报》副刊《新语》1944年9月9日

响应东南文艺运动                        永安《民主报》副刊《新语》1944年11月15日

在细雨霏霏中                            永安《民主报》副刊《新语》1944年12月11日

寒夜（诗）                              永安《民主报》副刊《新语》1944年12月21日

北大精神                                永安《民主报》副刊《新语》1945年1月11日

文人                                    永安《民主报》副刊《新语》1945年1月17日

罗曼.罗兰眼中的高尔基                   永安《民主报》副刊《新语》1945年2月2日

希望                                    永安《民主报》副刊《新语》1945年2月16日

纪念亡友陶元庆                          永安《民主报》副刊《新语》1945年3月25日

格物集萃                                永安《民主报》副刊《新语》1945年4月12日

展读《十日谈》—并论鲁迅的《药》        永安《民主报》副刊《新语》1945年7月3、4、5日

精神太阳歌（译著）                      永安《民主报》副刊《新语》1945年7月10日

“沉默之美”                            永安《民主报》副刊《新语》1945年7月19日

                               

注释：①刘金著《马上随笔》213页，1983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②《鲁迅选集》第二卷46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③《鲁迅选集》第二卷46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